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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揶揄说,官当久了,人的灵性就愈发磨损得多。台湾已故名作家柏杨更是入木三分的把官场文化喻为酱缸文化,直把人们的脑筋酱得胡塗。

放眼当下的政党生态,令人莞尔的是:尽管改革之声喊得声嘶力竭,可动作还是原地踏步。执政党要永续执政,但党意跟民意的落差,却是愈离愈远;大选在即,甄选上阵候选人的机制,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钦点。在野党也不逞多让,为了应战之需,不惜阵前“拉夫”,已是公开的秘密。

话说官场的酱缸文化,由于人人以生存自保为首要考量,当然都不会也不愿横生枝节,自我砸锅破坏固有的游戏规则。一来,自己是现有机制的受惠者,若有异动就等同平白增添变数,说不准还会威胁自己在官场的生存。是以,凡是久呆官场,而脑筋的酱性已日趋浓洌,积习难返者,非但不敢也不会造次,自找麻烦;同时也不会让他人去捅这游戏规则,给他增添冲击。老牌执政党人固然多有这种“酱性”,不易摆脱,但即便是初尝权味的新贵,又有几人能不受其惑,而渐失其灵性!

选举才忆起“人民是老板”

厕身官场有年者,当然不免会沾染官气官习,然而一旦官性成疾,那他只会听到“官音”,甚少也甚难听得进“民声”。处事的规则当会以官场老板的意旨为唯一指南。所谓“人民是老板”的理念,恐怕只有选举季节,才会蓦然想起。

在这种官场酱缸的氛围里,任谁要踢腾搞改革,都是有意无意的给官老爷的权位和饭碗增添风险。是以,权位次于自己的,若是造次,那准是居心叵测,意图不轨,有篡位之嫌。相反的,若是改革之命乃来自上级领导,受命者当然不能公然抗命,只能串连纠众来个阳奉阴违,任你由上而下的改革指令,也得落个令出不行,最终改革即使不胎死腹中,也要功败垂成。

推动高职直选障碍重重

这两种经验我均兼而有之,无独有偶,皆与推动党内直选攸关。先是2005年,在竞选马华副总会长之即,我曾建议推动党内直选。霎时间,果然我成为了党领导层的众矢之的。惯性担当的罪名,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居心叵测等立即往脖子上牢套。惟其时直选的论述与风气不盛,媒体普遍并不予以重视。

四年后,我临危授命,接过马华总会长的棒子,旋即重提此案,并获会长理事会(等同党的中常委)、中央委员会及党代表大会等先后议决通过。但随后的落实过程,却是荆棘满途,堪称一步一障碍,诸多不能推行的藉口理由接踵而至。

有人说,当时我在党内强推高职直选的改革,乃加速我日后在党内垮台的伏因之一。敢情这是上下不讨好的改革方案:在任的党高层领导,到底真正欣然接受直选者有多少,大家心里自然有数。

金钱政治信徒大力排斥

可想而知的,一旦直选成真,具有投票权者不再是易受掌控的党中央代表,在位者乃至亟欲上位者,都会倍感失控,成败难卜。习惯倚靠“菜单”过关当选者,抗拒直选自然不在话下;贿选买票的“金钱政治”信徒更是排斥万分。个中理由不难理解,只因直选不易操纵,花费的贿选成本势必看涨。

与此同时,即便是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骑墙派,也会基于直选耗费过钜,且对自身利益而言,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因而也会迟疑不决。

更甚的是,长期以来,手握投票权的党中央代表,也会对直选的落实忌讳不已。于是,在那些打从骨子里反对直选的前述领袖的煽风点火下,直选很容易就被扭曲解读为针对一众党代表的削权手段,令他们有大权旁落的感觉。如此一来,沉醉于利益输送的党代表当然会一叶知秋,深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此化为乌有。

“党意”是否整体意愿?

在各有盘算的情况下,党内直选的落实最终也随着我败选下野而束之高阁。当时马华的重选成绩着实令人哗然,因为它与坊间的民调结果有显著的落差。针对各种攸关党意和民意的评议,新入主马华的胜利者,就曾不只一次骄态毕露的放话说:

“请尊重党意!”

其实由始至终并没有人质疑马华的党意。但马华既然声称代表华社,其党意的代表性受到华社的检视,自然势所难免。既然说是“党意”,究竟它是否代表了整个党团的意愿?这问题曾引发争议,且人言言殊。

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地方基层党部因常年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会者,已日见普遍,蔚然成风。这对所谓的“党意”,何尝不是一种无情的测试?

诚然,一个具备有雄浑基层向心力的政党,是不愁动员不起来的!同样的,一个党意结合民意的政党,是不怕会被民众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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