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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是谁?—侧身1周年记

文:张溦紟

注:本文为《街报》周年合辑的推荐序。《街报》周年合辑集结了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的12期《街报》完整内容,只限500限量出版,网络发行,欢迎 浏览订购

众意媒体将于10月1日至5日,假茨厂戏院街 Lostgens’ 举办“《街报》一周年:一切从街头开始”系列活动,包括主题书展、展览、讲座分享,及纪录片播放。活动详情欢迎浏览众意媒体面子书。

《街报》诞生的2013年9月,其实并非偶然,那是伙伴们一直想做的事(之一)。当时第13届大选结束一段时间,众意和伙伴平台终于不需要被大格局的优先顺序所主导拉扯。有的伙伴认为阶段性任务已完成,而选择在事业和人生抉择上转弯。众意还是马不停蹄地在众多组织重整、元气修复、方向整顿的过程中,决意要赶在下个大选氛围又来搅和之前抓紧契机,赶紧回头做自己想做的媒体。(来不及在这里书写的是,这样畸形的组织形态是社会结构不完整扭曲下的结果。你说为什么《街报》藏在《火箭报》?我会先问这个媒体制度有没有提供友善的让非主流媒体长出和生存的空间。)

回头看过去一年的《街报》,这应该是最靠近众意团队信念的形式,不管是议题设定、关怀路径还是组织形态。换句话说,《街报》是众意的延伸,受到最少林林总总非众意团队不擅长的考量,长出最靠近自己的习气,展演了它的可能性和实验性。

《街报》基本上向读者展现了它介入现实政治的态度和方式。马来西亚正经历着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性关键,政党轮替的主流政治与公民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并行发展,我们就在这两者之间从自己的社会关怀主旨,感受着社会变动的温度,用偏好的视角和笔触呈现给读者。

我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学会了命名自己所偏好的路径。刚开始的那一年,清楚地感受到第一种与周遭隐晦的格格不入,当时在脑海不断环绕的关键字包括与后殖民、后现代相近的字眼。社会中弥漫着推倒国阵、社会要进步发展,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国家的图像,心里却是充满焦虑的,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发问: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包括质疑对民族国家的给定态度。在一个急迫寻求答案与解决方案的国度里,我们发现自己比较希望投注的是发问的多样性。

作为一个交错在社会、政治、出版工作的团队,越是在这些重叠的组织网络里混久了,又开始感受到第二种类型的格格不入。过去觉得可以在认同同一个大方向的组织工作联结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日子久了,就会开始在组织团队之间、内部开始竞逐大方向下a1、a2、a3的细微差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厌倦了宏观论述的优越,又忍受不了那种去结构的微观论,慢慢发现自己要找的路其实藏在这两者之间,却又不能简化成为“中层”、无以命名的XX。

一直到最近细细读遍《街报》过去一年的书写积累,包括对照自己在其他伙伴平台的位置和偏好视角才搞懂,我们其实深受反思多元文化思潮下,所倡议的文化批判、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至少,这是这个阶段的暂时性诠释。那也凸现出我们与现时社会氛围,主要透过党团、非政府组织、艺术工作、评论书写介入现实政治的第三种格格不入。我们所做的事、所书写的文字、所想象的画面,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现实的抽离,这是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质疑。不过,我们却直觉地认为它其实是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透过《街报》的存在和经营本身,突显出社会其实还有另一种路线需要开展出来,去承接社会力的某一空隙。

《街报》自许要培养自主公民,期待人们够成为社会主体,即相信有介入和改变的可能,并且有能力与各方势力寻求联结甚至对抗。但是,现阶段的《街报》较能完成的,不是直接反应时下政治社会运动议题的变动。相反,它是给社运组织者在论述上接力的平台,同时看到组织运动和议题经营的多样性。《街头话题》、《街头人物》、《街边社》、《街头通识》等栏目里,仿佛隐隐约约地朝往这个方向去实践。

长时间在组织与现实政治里拼命的组织工作者,无一不感受到能力与知识上的快速内耗。更多时候,个人和集体承受着各方压力和考量,让大家在派系、立场、资源分配、人事斗争中闹得遍体鳞伤,却无法从论述和心灵上出走解放,最后让自己在组织内外变得里外不是人。很多时候,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不断地炯炯燃烧,结果回头一看,发现自己不过是自焚而非照亮。

某一种程度上,《街报》想要、可以也应该去承接这个角色,记录各议题组织者的工作状态,去看见其中的复杂和多样,给这个社会的某个阶层接接力,让他们透过文字看到其他组织者生存状态的异同,同时能够喘口气继续走下去。有时候,有能力好好地说清楚他们正在努力的议题是什么,而非反智地要他们回应也可从维基搜寻得到的常识性答案,也算是媒体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承载着《街报》内容生产如何可能的条件,还包括幕后后台的组织和生产方式。编辑团队在众多纷扰的杂事中:筹办专题演讲、企划书籍、筹备社会民主图书馆设立,长期在不断快速转换频道的状态中,每日进行着同时间并行发展和规划的案子。

对于组织内部采用专业分工的有效和迷思,我们一直有所警惕。集体协力、轮流制、多样性地学习、一个拉住一个地学、对组织整体性的理解,是街报/众意比较偏好的组织方式。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保护组织有机联结的特性。这类组织的挑战和局限是(它到底成不成一个“类”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它非常考究成员之间如何平衡知识的掌握而连带衍生出来的权力,与位阶(主管、主编、助编、编助之间)平等关系的拉扯。当某一成员的知识和思辩能力在组织内部较处於弱势时,某一种信任和等待成为了我们与时间和学习能力赌博的交换筹码。

这个知识的亲近性,在机缘巧合下,新纪元媒体研究系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我们看见与联结彼此成为队员的中介。我和杨小洁相识于2002年第三届媒体系;2008年期间因媒体系教育权风波而与当时刚毕业的媒体系生邓婉晴联结;Adrian Wong(黄伟宏)和Esther Chow(周慧盈)则是我们毕业后回去新院教书时的学生,当时历经新院风波后的媒体系,还有几位坚持媒体批判思考的全职老师滋养着。

我们后来都相继成为了工作伙伴。一直到了某次的争辩中,听Adrian和Esther两个人转述如何对应别人对我们的质疑时,才发现某一种知识上的接力在不同时空阶段和场域莫名地发生,而恰巧在那次的场合中发酵收成。那也是让我再次意识到实质空间对于知识与经验再生产的重要性。

我和杨小洁自2002年至今还在跳着不协调的双人舞。不同的是,随着队友的增加,主旋律的延续可以透过不断在队员间替换舞伴而找到某一种接力。在他们几个投入《街报》每期的内容设定讨论和书写时,我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参与,忙着应付着组织对政治/社会动脉的感应,而不断创立新平台的架构,同时协调新旧平台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协调。没有底线地做时,即允许某一种类型的不分工是我们渐渐发现自己和别人大大不同兼自找麻烦的病态特质。

回头想想,《街报》可以成行也许也在于受到我最少的干扰。但是,关于《街报》的方向、整体排版设计和打题修饰,我断断续续地参与。它的整体样貌和精神的确立,除了编辑会议外,另一个场域是透过杨小洁的串门子、打断正在处理行政管理的我所完成的。编辑与行政在我们两个之间的分工算是我们合作以来的默契。但是,在不能忘记整个团队都必须经营内容构思能力的前提下,即使忙得快疯,不准放弃任何一个人大概是我们未言明的共识,一个拉住一个。

我和她这12年来的学习与工作路径70%相近,那份坚韧的依附、信任和默契,让我(们)一直在打破质疑中争辩又同时接力把任务延续直到完成。我们两人累积快速对话的能力,是我们得以快速达成共识的关键,同时也造就其他成员无法同步成长的杀伤力,而婉晴成了这一路上我们反照的重要化妆镜。即使她每天和自己内斗,想要在我们两人之外找出自己的主体性,却矛盾地不想自己不重要。我们都一样,所以一个拉住一个。另外两个新加入的小瓜,也成为了我们的提醒,别忘了初衷,不要想太多。是他们每一个成就了《街报》,也就是众意,也就是我们。

下一步,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从各地另类/非主流媒体的组织经验中学乖。不只是《街报》,包括众意所在做、想要做的事,如公民出版、专题演讲、社区营造、理论课程、读书会等,在既有的现实社会中,我们都是当作随时会逝去的平台而拼命的。在总是有更重要的优先目标底下,有人能马上给你一列排出的理由,说明你想要做的事可以再等一下。曾经队友问,如果这个平台有天逝去,你们要做什么。我们摇了摇头,其实不管去了哪里,会做的、想做的还是会一直在做,因为我们只会做这件事。尤其经历过数年工作与组织的磨炼,自己生命的优先顺序就会被淬炼出来。

正因为这个想见,我们决定印刷这本一周年合订本,决定筹办一周年活动来看见读者,看见你。谢谢你,让我们用飞蛾扑火的姿态,冲撞社会。

写在柔佛居銮 2014年9月21日

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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