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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报》的文化批判与转译

【特别报道】文:众意媒体编辑室

一口气爬上三楼,见到Lostgens’(失落世代)招牌,此名字灵感来自海明威曾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代人都曾因某种原因而感到失落,过去如此,将来亦然。”而这个独立艺文空间更积极地直面主流文化的挑战,提供非主流艺术家,用他们这个世代的语言与方式去与主流对抗,或产生另一种价值或文化框架的选择。无独有偶,《街报》周年活动当初巧妙地选择在这样的空间展示,虽然仍说不上积极对抗或挑战主流,却也呼应《街报》努力想撑开另一种想象的态度。

推门走进去,映出眼帘的马上是《街报》周年的主题:一切从街头开始。这个主题,其实是编辑团队经营《街报》一年以后,丢出来的反思问题。505大选后社会弥漫一种焦虑与失落的氛围,甚至是无以命名的失语状态,在缺乏对非主流媒体友善的环境下,因为想寻找属于我们共同却异质的语言,并尝试处理“我是谁”,将自我与社会联结的认同焦虑,这支年轻的团队带着一点冒险与实验的性格,开始了《街报》。

《街报》某个程度上展现了某个年轻世代的理想性性格。因为坚信社会应该拥有更多种看事情的不同角度,人们值得拥有更多发声的空间与听筒,《街报》附在《火箭报》内,走了一年。经过编辑团队反复与多次的讨论,最终决定顶着印刷费用与读者市场的压力,出版《街报》周年合辑与举办周年活动,面向读者。

看见读者,更白话地说,是有多少人认同这样的内容,或我们正在做的事。藉着一周年活动,我们第一次以自己实作的作品面向公众。我们想要让还没看见我们的人借此看见我们,也想要看见我们的人更具体地知道我们是谁。同时,我们反省与检讨接下来这条路是否应该继续或如何走下去。这就是我们在过去10月1日至5日短短五天内举办《街报》周年活动的初衷。

图说:《街报》周年活动的班底,(左起)邓婉晴、杨洁、张溦紟、MC Keen、Billy Ng、周慧盈。右二黄珮雯。

打造与人/书相遇的友善空间

左手边的木板地,出席的人席地而坐,观影听讲。右边手的层层木箱,堆叠出了明亮却温暖的书展区,还有《街报》内容的展览区与大幅的《边佳兰人文记忆地图》。 “一切从街头开始”《街报》一周年的活动,主要由三个“力”串起来:小书展x文化力、小街展x想象力、小讲座x行动力。在这纷扰的社会里,面对语境匮乏的窘况,文化力、想象力与行动力,其实是我们抛出的一种提问与关怀,也是活动与展览的主要概念。

这次展览的空间,我们坚持要有让人可以随性坐下来阅读的位置,所以在角落的复古木椅子与木箱堆叠出的“凹”形位置,偶可感受有人坐着的温度。原本只开放至晚上8时的展览,后来也希望给那些在折腾完了下班堵车以后想找个安静空间的人方便,我们延展至晚上10时,但往往还有过了时间进来的人驻留,一种“深夜书店”的氛围。

五天不算长,走进来的人部分相识,也好一些是搞不清楚从哪儿冒出来,而他/她的现身,在展览前停步细看,或翻着书阅读,或坐在地上聆听,或在留言板留下痕迹,或放心地侃侃而谈。这每一独立的当下,却交错地隐约构连出相互主体性的可能。他/她看见我们、我们看见他/她、他/她看见他/她,渴望某种不一样的知识、喜欢某种不一样的氛围、欣赏某种不一样的态度、不吝于指教与建议,这些“不一样”的加乘,其实是我们,也是《街报》最希望在那空间发酵的化学作用,也让我们在思索下一步的时候有了更具体的画面。这个整理报导内容挺长的,却是我们向大家交功课似的,尽量梳理那几天精彩也深刻的讨论与火花。

谢谢成就这一切的朋友。若你还不认识《街报》,没关系,我们会说:“嗨,我们是《街报》。这是一份无以分类的刊物,目标读者是‘不轻忽自己的年轻’以及‘不轻视自己的力量’,仍对社会进步改革充满理想与热情的所有人……”

图说: 在展览期间,遇到一位建筑系的学生,看到空间与城市系列的书后很兴奋地说,在马来西亚很少看到这类型的书,于是就一口气买下了整个城市系列。阅读的空间需要营造,好的书也需要被引荐,让有兴趣的人,磁场相近的人,及愿意一起打开想象学习更多的人,容易看见与被看见。

o 小讲座 X 行动力  “女人介入社区的练功手记”系列讲座

有别于传统的政治或公领域参与总把目光投在男性身上,这系列讲座,旨在看各方女人如何在特定的场域,透过自己的能力与方式练功、发功,介入社区、扎根土地、反思历史、搞起运动的实践经验。

练功手记一

走自己的路,我的社区实践历程

这是一场组织者和组织者相互看见与交流的分享会。三位分享人虽然都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社区深耕,但共同点却是不断反思介入的身分和角色如何进退,以让当地居民或参与者能自我赋权,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及经营自己的社区。

诚如依霖在讲座最后所言:介入社区其实是想为当地的人提供一个不同的选择。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在努力撑开一些空间,让不一样的东西能够发挥,让更多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包括《街报》办的书展和讲座,很多人看来也会觉得是一股傻劲,傻傻地在做理想。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是民主多元的,我们就应该学习多数尊重少数,让少数人在做着的一些非主流与非典型的事,能够有空间发挥,并受到认同。

性别篇

看见女性身影的介入

过去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社区经营,见诸于主流的言论和身影多以男性居多,而女性——特别是妈妈们,虽然是社区/社会抗争运动的常客,也扮演着照顾抗争后台的再生产过程,但却很少被记录。这也是众意媒体在《街报》一周年活动中,以“女人介入社会”为系列讲座主轴的原因,希望借由邀请更多女性分享经验,为公众提供不一样的视角看社区。

自大专开始就活跃于社会运动的蔡依霖(左图),从她参与白小保校运动、万挠反高压电的抗争经验,到如今的从政之路,都深深体会女性的身影是抗争过程很重要的元素。“妈妈作为照顾者,留在家里的时间较多,因而比起经常外出的男性,与社区的感情也更为亲密和直接。很多日常或细节上的小讨论,都是来自妈妈们的集体共识;当冲突发生时,第一批站在前线,手牵手阻挡当权者进入社区或校园的,也是这些手无寸铁却无畏无惧的妈妈。”

“那时候看见妈妈们的抗争,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是,在公领域的声音经常都只有男性,女性虽然一直都存在并积极介入,社会却没有好好记录。”

她在大专毕业后与颜贝倪(万挠区州议员)一起参与万挠反高压电缆运动,之后又协助其竞选。两个女性走进一堆男人争夺话语权的场域,无论是在政治竞逐还是社区互动,都是一场印象深刻的洗礼。

“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又是女性,贝倪身型又显瘦小,要去竞选,连对手也以‘黄毛小丫头’来形容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小刀剧大树。”

然而尽管在过程中有遇到一些阻碍,例如社区里的男性不懂得如何跟女性候选人沟通或高谈阔论;但却也因为颜贝倪的女性身分,反而在某些场合能够容易地游走介入、串联和组织。这与菀璐在槟城做记录的经验也相似,男性为主的聊天圈在女性参与时,会显得别扭而欲言又止。

由此可见,在早已习惯某一种性别分工的既定组织和社会里,当不同性别介入时,会松动甚至挑战原本的社会性别框架,例如:女性进入以男性或阳刚气质为主的政治场域,人们必须学习多样的表达方式、关注不被看见的女性课题、尊重并平等看待差异。

意识篇

社区力量可以左右政治氛围

反万挠高压电事件发生在2008年308政治民主转型契机前,当时的氛围并未让人觉得参与政治是改变社会的途径,但是反万绕高压电却进入了一个需要政治介入的阶段。依霖和颜贝倪在运动中的社区参与与投入,甚至让后者在308大选中受委上阵。

据悉当时公正党其实有其他属意的人选,但万挠反高压电缆工委会的主席吴亚九在知悉颜贝倪可能无法上阵后,就直接到公正党总部面见安华,请他一定要委任颜贝倪。“他跑到安华面前,马来话也讲不怎么好,就只是说,‘我们要她,我们要她’(Kami mahu dia)。”依霖认为,颜贝倪可说是万挠社区人民自己选出的民意代表。

当社区公民意识可以培养一定的氛围时,它就足以和政党角力,甚至反过来依据社区的需要,形塑政党的决定,不让某种盘算法作为唯一的计算。作为任何一位组织工作者,都需要苦干扎根自己所关怀的议题,培养自己的群众。

绘画篇

用绘画串起空间与记忆

洪菀璐(右图)是自由绘画者,擅长用绘画来连结人、社区、空间和历史。生长自台湾的她嫁来马来西亚并定居槟城后,一直觉得这里有太多值得保留的文化遗产,于是她穿行各地,利用本身的人类学背景,透过绘画和口述历史来记录现场,身旁朋友说,这或许是另一种另类的田野民族志形式。

她分享近期参与的两个社区绘画经验,一个是乔治市创建自1960年代的第一个组屋社区“生活公市”(The People’s Court);另一个是政府即将拆除来兴建廉价组屋的潮兴会馆(Teo Hing Kongsi)。前者是为了在社区找寻凝聚力,后者则是希望能在社区被拆除之前,尽量把空间和居民者使用行为的生活样貌记录起来。

她自称是以观察者、记录者甚至是鱼饵的身分来进入社区,透过笔记本上一间间租屋的平面图、透视图、以及当地的风俗节庆剖析图,来展开她与居民沟通的桥梁。“涉入的方式就是聊天和写笔记。”在社区里走走看看,把画好的租屋平面图印制出来,悬挂在公共空间,当地的居民看见了,就会自己过去开始跟她讲故事,还热情地邀请她去他们的家。图画弥补了文字的不足以及打破人际关系的阻碍,一个一个故事,也就这样在空间中发生,自然地被记录与留下,并串联起来形成一整个社区的历史印记。

听菀璐讲故事很有画面,就像看她的画一样,颜色鲜明纹理细腻。她对社区投入的感情和对潮兴公司即将拆除的不舍,也转化成记录的动力。潮兴公司是过去半个乔治市回收粪便工人的集合聚居空间,这段不被正视的空间随着政府兴建可负担住宅的发展将被全数拆除,居民生活的痕迹与记忆也将灰飞烟灭。“我们在做的其实是一个消极的努力。想到它即将消逝其实很难过,所以也只能尽力保存。”

她也指出一般文物馆里的记录方式很片面,“记录的方式有各个层面,但记录‘使用行为’是最迫切但往往被忽略的观点,记忆其实相当细致,不只是文物本身而已。”

菀璐说,她们要在不打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前提下,以艺术作为沟通和衔接的桥梁,以及口述历史的缓冲。“一般社区运动或介入,都会有一种由上至下的阶级问题,但我们期待用绘画来沟通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

组织篇

从转换弱者形象开始

王慧仪(左图)要回溯并分享她在台湾参与在台印尼移民工协会(AKTI)的经验,组织里重要的干部和会员都是在台工作的印尼籍女性家务工。要如何凝聚力量、发展组织来改变处境和争取权益,一直是她不断反思和挑战的。

她认为在移工组织的培力中,首要任务就是转换移工一向被视为或自认为是弱者的形象,培养意识的醒觉,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进而懂得捍卫和争取,同时透过政治教育,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本。“移工出现在本地,是移工自己的选择,还是被迫迁移?这样的问题不只是我们需要反思,移工本身也要在了解之后,就会对本身的处境有不一样的要求和视野。”

碍于移工流动性很高,工作时数长,因此要组织动员或进行培力训练,或要求移工突破心理和语言障碍出来抗争,很不容易,却也并非不可能。她所参与的在台印尼移民工协会,多年来就培育了一些种子,透过访谈也发现分享者参与组织前后的改变。

“参与组织工作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再是过去在大马或汶莱工作的那样。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动物,只会吃和工作。”一位分享者在慧仪的访谈中如此说道。

她认为,批判分析和醒觉行动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如何创造集体行动的契机和经验,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话,并反转力量,变得能够去质疑和主宰命运,是组织的共同使命和目标。她也强调组织者本身要培养的是“杂役工的能力”,而不是从上而下的精英路线。

“看到移工从前只会听从中介的话,到之后在对话会上对出席的高官勇敢大声质询,这些改变就很重要。”

社区篇

介入就是要打破传统

“介入社区本身就是要打破传统”,如何在介入的过程中让当地居民产生兴趣,进而参与并创造出新的价值,让原来是别人的东西,最后变成是自己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三位一直努力的方向。

这几年在十八丁,依霖努力通过社区活动让小小的渔港活起来,也跃进全国人民的视野。“城市的出路已经没有了”,她尝试翻转一般人对城市的常识性迷思。国家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却也造成人口拥挤、治安、塞车,让城市里的人喘不过气来。城市化不是最好的,所以她想要挖掘出十八丁一些需要被留住的价值,说服年轻人回去。

“搞文创、艺术节以及生态导览,主要目的是要把资源从城市带回半城乡及乡区。以前你不会听到有人很自豪说他来自十八丁,但现在很多游子会主动提起家乡,甚至回头望自己出生的地方。”这种认同和思维的改变正是依霖努力召唤的。

“很多草根的人做的事,是一辈子在做。他们有的专注力和持续力,是我还需要学习也经常警惕的。”依霖对十八丁所受到的关注一直觉得很心虚,也战战兢兢。

菀璐和慧仪对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身分也一直保有自觉并不断自省,小心处理与当地参与者的对等关系。慧仪也不断强调移工本身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其实在她参与以前就已经存在。生活在槟城老社区的居民也一样,一直都充满生命力,菀璐做的只是唤起他们更多的情感和记忆。

从事组织工作本身,其后台其实是处于变动的状态,个人和集体都在这其中受到自身或外在的冲击,需要更多的空间讨论和反思,找到新的力量。

草根篇

立基社区情感的抗争

那年参与白小保校运动时,依霖还是个大学生。保校有位家长说,如果你不相信白小有天真会重开,你就不要留在这场运动里。那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也颠覆了一般社会运动理论对于运动形成与运作的想象。一场运动能够保温,常常是草根的在地人对社会运动精英——大学生、学者、评论人、媒体人等身分的再教育过程。

依霖回忆,“大专时期因受了理学的洗礼,觉得自己很大,自诩是社会的良知。但是之后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却教育我,社区经营及当中很多实干的人,其实跟教育程度并没有太大或直接的关系,而是与成长的社区和感情、包括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和生活历程有关。白小运动幕后的重要推手‘大声公’,就是典型的草根抗争人物。”

编按:本文经同意转载自《街报》2014年 特别报道 ,原题“为什么是《街报》?文化批判与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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