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
董总风波涉及的争论，把本文标题上几个主体及其关系的问题，严肃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本文试图对有关问题提出探讨性的看法，希望能引发一种科学和实事求是的讨论，进而得出一个与时俱进的结论。
左翼运动的定义、历史和现状
要对三个主体及其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首先要明确定义什么是左翼运动。
左翼运动，实际上是指代表各族城乡劳动人民（包括脑力劳动者）利益，以他们为主力，并在不同时期，也联合其他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运动。
从具体内容来说，在马来亚和后来的马来西亚历史上，它既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国家完全独立的先锋和主力；也是国家政治上独立后，继续争取发展民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和主力。
我们在这篇文章所说的左翼运动，实际上是限于马来西亚华族的左翼运动。既不包括其他民族的左翼运动（广义），也不包括原来和马来半岛一体的新加坡左翼运动。
我国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存在过摆脱新殖民主义经济，建立自主民族经济结构的过渡。和世界大多数摆脱殖民主义的新兴国家一样，我国目前已经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并朝着建立资本主义完整的政治秩序和发达的经济生产力和结构发展。因此，除了某些特定时期或特定课题出现与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外，国内不同阶级和派别的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争取社会进步成为左翼运动（广义）的主要斗争方向。
在马来西亚当前的社会阶段中，争取政治上彻底完整的民主权利，反对扼杀民主权利及其带来的各种贪腐霸权，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内容。
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语文问题
要正确看待我国的民族语文问题，必须首先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
既然如上所述，我国从政治独立后，逐渐摆脱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结构，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新兴国家；我国的民族语文问题，理所当然不再存在殖民主义的性质，而是马来西亚各族不同阶级、不同民族成分相互之间矛盾的产物。
怎样认识马来亚和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民族语文问题呢？
（一）共通语文的形成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原来是马六甲王朝被葡萄牙人灭亡后，形成几个马来族组成的小封建邦国。英帝入侵马来亚后，开始了服务于英宗主国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导致了华族和印族的移民。各民族人民之间，以马来语为共通语文的交流，也同时形成。
由于是英殖民地，英文成了殖民主义行政统治和思想奴化的工具。
马来亚独立成为自主国家后，英文作为行政语文被限期使用，马来语作为共通语文进一步普遍化和强化。
在逐渐形成的不同民族杂居的民族国家里，一种共通语文的形成，和其他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缩小和简易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二）语文的非阶级性和对语文问题政策的阶级性
对待语文问题，必须以科学的语文观作为指导。
语文是没有阶级性的。在一个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使用同一种语文。
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代表提出不同的语文政策。压迫阶级为维持其统治，往往会利用语文问题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三）语文作为沟通和团结的工具
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民族使用一种共同的语文。所以，使用一种共同语文，理所当然能实现该族群内部的沟通和团结。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共同地域内的共同社会经济生活，会逐渐产生共通语文，也会发生两个民族以上杂居，而其中某个民族语文逐渐弱化，甚至某个民族语文消失的情况。
这种现象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得到说明。
源自中国东北的满族，以自己的游牧强悍打败了中原的汉族明朝，建立了统治全中国的满清王朝。经过200多年的杂居统治后，满文和满语最后自然消亡了。满族和汉族的民族和谐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中国新疆近年来出现了煽动民族仇恨的暴力恐怖势力，中国政府强化汉疆双语的语文教育政策，以促进汉疆民族的沟通，达到国民和谐团结。
马来亚和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原来的马来民族及其他原住民（原住民的原始社会阶段并没有形成有固定疆域的主权国家，也没有形成主权国家内的社会经济和文明），和后来主要为华印族移民组成的国家。
所以，在马来亚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人民的队伍内部，包括左翼运动内部的马印民族，甚至只掌握使用马英语的华族中，以阶级分析而非以民族观点出发看问题，倡议加速掌握共通语文以促进沟通团结，他们与左翼运动中只掌握使用华语的华族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属于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四）各族的政治斗争历史与语文的关系
在马来西亚的各主要民族中，马来民族是马来亚封建王国的创建者。马来民族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不但影响了马来民族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运动甚至是社会主义思潮，也影响了他们以马来语为国语和强化马来语的语文政策主张。
华印族是来源于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民族，华印族受其来源国反对外来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影响，甚至是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印度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既带来了倡导华印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还影响华印族为沿袭自身的语言文化，甚至于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各民族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不能不带上争取自己语言文化权利的烙印和有关固有观念，把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和争取学习应用母语和继承民族文化权利的斗争联系起来，以至进入了独立后的民族国家的阶段，仍延续争取实现民族语文和文化权利。
（五）英语的国际职业语文性质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随着一定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地域政治地位的影响，而造成其语言普及率的提高。
英语作为世界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家乡，其科技和政经文明制度的发展，形成了英语的国际影响。大英殖民帝国的扩展（如南亚等殖民地以英文为官方语文），海外移民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主导世界首要经济大国，都相继推进英语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普及率。
原来的马来亚和现在的马来西亚，因为原来英殖民地的历史，加上英语成为幅盖全球的国际职业语文的地位，也由于就业和思想交流的原因，影响了它在语文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六）我国在语文政策上的主要矛盾
我们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对于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内部是这样，表现在与另一个民族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在同一国度内，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立图消灭另一民族语文的政策，最后以放弃告终（如印尼和泰国）。不然只能触发另一民族甚至其上层阶级的反抗。
以我国的情况而言，马来统治阶级主要是依靠马来本土主义成为其统治支柱，但他们不能不重视，其他主要民族在语言文化的权利和感情。因此，除了某些特定场合，为某种特定煽动种族情绪的需要，他们发出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叫嚣外，他们不可能执行一种彻底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政策。
一个民族对自身语言文化的感情，是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只能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逐渐自然消失。在这种感情仍然强烈或变化转弱过程中，用强力去消灭这种感情，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抗。
一个民族中的人群，如果因为特定的原因，不能掌握本民族的语文，他们对自己民族语文甚至文化的偏好感情，也会相对削减。
我国独立后，在向新兴自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工业化的进展，造成了人数日益众多的各族知识阶层、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促进了多元民主意识和多元民主力量的增长，也使得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政策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语文政策的主要矛盾，既不是马来统治阶级全面彻底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矛盾，也不是在经济政治上与马来统治集团结成联盟的其他民族上层阶级消灭本民族语文的矛盾。与执政当局结成政治联盟的华印族政党，其上层与中下层群众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的差别，在华教问题感情和看法上也不是一块铁板。忽视这种区别，把这些政党的中下层群众，一概地看为消灭华教的同谋者，也是脱离实际的。
从宏观上看，推动共通语文的政策主动性和各民族（主要是华族）对本民族语文权利和感情的偏好性的矛盾，是当今民族语文问题的大背景。这里既存在执政当局中某些成份，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叫嚣剥夺其他民族学习母语权利的对抗性矛盾，也包括快速强化共通语文的非对抗性矛盾。
这种大背景表现在华文教育体制上，则是改制后中学（官办）和独立中学（民办）的差异和共存。两种体制的差别，既存在教育管理质量差别的问题，也同时存在不同民族语文教育时间分配差别的数量问题。但这两种体制上的差别，和现在所引起普遍争论的《教育大蓝图》问题，都不是所谓消灭华教和保存华教的两种绝对差别，也存在两者之间可以灵活互相移动的空间（如关中），都应该引起华教工作者在保存华教质量原则上的爱护和关注，都应该通过据理力争和耐心协商相结合的途径解决。
对这种大背景和两种体制差别的错误认识，是当前各种分歧的久争不休的关键所在。
如果左翼队伍中的战前代（二战）那种认为华教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绝大部分课程都应为华文的华教观，不能因语文变化客观规律，而接受当今马英华语并进并存的现实，这类民族感情将由这一代的自然离去而消失。中生代乃至后生代新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语文观，却会因所身处新的环境，而自然接受新的多种语文并存的新感情和新语文观。
历史常常会重复这种现象，一旦新的感情取代旧的感情，一场无谓的争论，就要随着时间的转移而自然消失。
左翼运动在民族语文政策上的探索和争议
原马来亚和现在的马来西亚，在先后由不同移民最后组成一个新兴国家的进程中，因为各个民族以其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为各自形成政治斗争的纽带，而造成语文教育发展的复杂过程。
马来亚独立后，在民族独立思潮的影响下，左翼运动及其政党在宪制斗争中，也在试图从我国独特的民族及语文教育的特殊环境中，思考制订左翼运动及其政党的国家教育政策。有着使用不同语文背景的左翼运动及政党领导人，首次显现出在这方面的差异和矛盾。
上世纪1960年至1965年，由多位各族不同语言背景的左翼政党（社阵）领导人签发的文件中，表达了以下几个主要政策性意见：
1． 语文教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能被提高或甚至压倒政治经济解放的最高目标；
2．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语文和文化，这个目标已为宪法152条所保证；
3． 逐渐建立一种以容纳华丶印丶英教学媒介语之混合学校。
1967年初开始，当时以华族为主的劳工党中央和州分部相继提出了“以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
1965年，前劳工党主席林建寿在所发表的有关语文问题的专文指出：
1。“处理语文的基本立场是：一个国家，一种国语。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团结起来，每个国民必须能应用一种共同语文交流。”
2。多种官方语文“将影响国家语言的学习热情，以致延长了马来亚工人与农民的分离”。
经过了漫长的50年，对于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1. 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没有实现；
2. 不仅马族掌握英语的普及率提高了，华印族掌握马英二语的普及率也大大提高了；
3. 不论改制后的中学还是独立中学，学生掌握马英二语的能力同样提高了；
4. 马来语被接受为国语（虽然社会主义者主张在自已建立的制度下，国语应称为普通话或共通语文）；
5. 华文在华族中并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人为消灭；但其使用范围己自然而不是人为地减少了。
当今左翼运动的思想贫困和语文问题
马来西亚的华族左翼运动，因为对于自身语文问题与政治斗争关系的惯性思维（各民族语言的保存和发展，既是本民族自身联合斗争的需要，也推动本族斗争各自发展），以及对民族语文的传统思想感情，既不能摆正左翼运动和语文问题的正确关系，也因为历史上的客观原因（华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和主观上的认识原因（没有与时俱进地分析多民族新兴国家左翼政治斗争与语文问题的正确关系），以至各族左翼运动者对语文政策的制订，存在差异和矛盾，甚至走过了一条长长50年的弯路。
首先要摆正左翼政治运动和语文问题的正确关系。
50年来，左翼运动者和参加到华教运动的原左翼运动者，把华教运动摆在了斗争议程的首位，不能正确认识只有政治斗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努力落实在语文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传统的左翼运动者，应该在自己历史进程的此时此刻，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
1．刻不容缓地组织起来，确定当今条件下政治斗争方向；
2．以正确理论指导，事实求是分析我国的社会性质，摆正政治斗争和语文问题的主次关系；
3．消除各族左翼运动在政治与语文问题关系上的现存分歧，实现左翼运动的多元广泛联盟；
4.以民主、团结、协商的原则，正确引导华教运动和纷争。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温林建寿主席在语文问题上的创造性的高瞻远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大马华教的新局面
上世纪1965年到现在，大马各种语文的教育，也包括华文教育，出现了现存的几个特点：
1.在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华小和独中，马来语文和英文的比重大大提高了。华族中小学生，包括独中学生掌握巫英语的读写能力大大提高了。只掌握华文一种语言的现象己不复存在；
2．英文的水平虽下降，但普及性没有下降。大马各民族对英文的重视程度和认可性也相对提高了；
3．巫族中小学生（主要是小学生）进入华小就读的比重大大提高；
这几种现象说明，民族语言的普及或削弱，是随着社会经济和地域的变化而转换的。也就是说，它是与谋生能力的提高息息相关的，是可变的。
在议论华文独立中学的现存局面时，大马前首相马哈迪的有关假设性评论，是没有引发抗争的。他认为，如果当年改制后的国民型华文中学（最近有华教工作者认为，应精准地称为华中，以区别于国中独中），是以英文而不是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和主要课程，华文独中应该不会存在了。
有一种高喊保卫华教，而私下却把子女选送英校的现象，正说明表面崇尚和实际利益追求互相矛盾的客观现象。
执政当局在语文问题上的政策平衡
以马来封建官僚阶级为主体的马来上层集团，从英殖民地手中接过政权后，联合华印等族的上层阶级组成了独立后的政府。这个政府与各族工人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阶级性的矛盾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摆脱贫困的未来。
由于马来封建王国历史的原因，以及马来族的阶级成分和人口比重等因素，马来封建官僚主要依靠马来本土主义维持其对各族劳动人民（包括巫族劳动人民）的贪腐掠夺。他们政治上的这种主体地位，与其他民族的上层阶级利用对这种主体地位的依附，得到所谋求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形成了这个统治联盟的阶级经济基础。
以马来语为社会的共通语言，发展马来语文教育，强调各民族都学习马来语，这是正当的看法。但是，不能因此限制和压制其它民族选择母语教育的权利。不理解友族的反对，急躁地谋求用行政手段加速共通语文教育的普及，这与友族希望保存和学习本族语言文化形成了矛盾。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互相耐心说理得到解决。
在马来封建官僚精英集团内部，某些集团和个人，为了某些政治动机，煽动马来种族情绪，叫嚣消灭友族语言文化。但这不可能被接受为持久和根本的政策。因为语言不带阶级性，消灭他族语言文化并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利益，而且执政党联盟中的华印族中下层群众，也因为民族感情，不会接受消灭本民族语言的政策。
马族某些成分的种族主义者的叫嚣，与执政联盟中的华族上层的华教需求之间，也会在一些模糊地带，使得执政主体采取平衡松动的策略。
独立以来的历次大选，与巫统结盟的其他民族政党时起时落，显示友族群众不受独立以来执政当局一贯的语文政策影响。相反，不同选举结果，却为大选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
所以，执政当局是以其政治经济的共同利益，实现各族上层阶级的政治联盟。马来封建官僚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实用主义决定了他们必须在语文政策上，在不同民族间采取平衡渐进的政策。
当前大马华教运动的本质性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当今华教运动所面对的，不是政府当局志在蓄谋快速消灭华教，和华族奋起反对，这种所谓生死存亡的矛盾;而是政府当局意欲提高马来文在教育结构上的比重和华教坚守应有比重的矛盾。而这个本质性的矛盾，具体表现于原有改制和倡议中的改制模式，对之华教传统观念和现存华小独立中学模式的矛盾。
但是，人们不能视而不见，矛盾两方面中的共性：
（一）两种体制都一样形成了马英语比重已经增加，而学习掌握两种语文能力已经大大提高的现状；
（二）不仅当局在增加英语的比重，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的华小和独中也早已增加英语的比重，并形成了与国内外英文大学的接轨。
因此，具体地说，在有关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
（一）由于当局在语文政策上，采取平衡马华二族之间情绪的策略，以及执政联盟的共同阶级经济利益关系，在两种模式之间，在新建华文中学的形式和方式上，存在着许多可以松动的空间；
（二）不应把改制后的国民型华中视为与独中完全对立，而应视之为共存的模式。前者华文课程的时间和素质，应得到华教机构友善的对待和重视；
（三）对于倡议中的改制，在保证母语教学必要最低限度时间和质量上，在上述指导思想下，通过专业耐心细致谈判，谋求合理解决。
事实说明，在华教问题上，不认识其根本性质，动辄上升定性为“消灭华教”，随意无限提升对抗形式，往往从反面帮助了执政主体煽动土著主义情绪，以达到维持统治地位的目的。
左翼运动和两个统一战线
眼前环绕在董总风波上的混战局面，是华族左翼运动处理自身政治斗争与语文教育问题关系上，以及认识华教问题本质和诸多有关问题上，出现许多久悬未决的误区的产物。
这些误区对左翼运动而言，归根到底是两个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个是左翼运动和民族语文斗争的统一战线。
左翼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理想。左翼运动者应该时刻正确理解自己的理想的科学性，并把之与现阶段社会性质及斗争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反对执政当局利用语文问题煽动种族主义，反对限制和消灭母语教育，是左翼政治斗争的辅助斗争，是左翼政治斗争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左翼运动的全部斗争内容。
人们可以从一个极端的假设例子，来理解语文斗争是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并崛起为世界最主要强国，以此推论汉语在国际上将出现的普及地位。是不是说，马来西亚有朝一日，因为这种国际影响，而使华文成为官方语文，马来西亚的社会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呢？这种假设性提问，从反面告诉我们，解决语言问题的局限性。
我们现在的问题，还出现在华教队伍内部的统一战线。
传统上的华族左翼，是民族利益的中坚，他们在华教运动内部，却不能分析政治斗争和民族语文斗争的主从关系，惯性地把民族语文斗争当作唯一的主要斗争（即认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为民族压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自己错误定性的民族教育斗争。这是董总风波的大环境。
对于语言变化规律认识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导致处理民族语文问题的奋斗目标、方式、鉴别敌友和处理彼此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董总风波的近因。
把民族教育当作主要斗争的结果，还导致对所谓“华人利益”、“华人团结”等脱离阶级分析的提法视若无睹，走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邪路。
传统左翼在民族语文斗争的统一战线队伍内部，应该认清所处斗争的次从地位，科学和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语文教育问题的性质，才能正确地调动这个队伍中统战对象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各种消极倾向，让民族语文斗争有效地支援自己的政治斗争。
传统左翼只有正确认识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性质，才能正确地处理语文教育问题，有效地团结华社，摆正董总作为民办教育机构的恰当位置，推动董总走向专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结构改革，从恶斗中解脱，维持华教队伍的团队合作精神，一劳永逸地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自己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