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把星来了，我还是赶快离开，给老板看到我和他在一起就不妙了。”

阿里赶忙收拾自己桌上的文件，尽量避免与推门进来办公室的南利有任何眼神交流。

“阿里，喝茶吗？我请客。”

“谢了，正忙着手上一起案件，下次吧！”

阿里故作无事地离开，留下南利一人在独自在办公室里，陪伴他的只有阿里遗留在空气中的鄙视。

还有多少官员敢肃贪？

以上情节纯为笔者的想象，也可能是 举报上司 贪污的南利（Mohd Ramli Abdul Manan ）在过去6年来的生活写照。

一名尽忠职守的反贪局官员，担任过3州副总监和4州总监，曾一手将一名前部长送上法庭，却因为拒绝让政治势力 插手 自己的肃贪工作，落得在吉隆坡的反贪局总部连一张桌子都没有的下场。

这段被同事视为“扫把星”，终日 无所事事 ，最后因不甘受羞辱而出走马大图书馆的日子，竟然维持了6年之久。

不过，故事还未结束，好不容易捱过漫长的6年煎熬后，竟然发现自己的退休金遭扣押，最后被迫 上庭 讨回公道。

试想想，根据马来西亚法庭的办事效率，要赢得官司取会退休金，还要多少个春秋？

新闻出街后，还有多少公务员敢肃贪、说真话？这叫我们以“清廉先生”、“包青天”著称的首相情何以堪？

效应肃贪口号却落得如斯下场？

为何南利在首相铺天盖地的肃贪宣传口号下，举报自己的上司会换来如此高的代价？为何反贪局会面对重重的政治压力？

关键就在于，马来西亚的反贪局，充其量只是庞大官僚系统里的一个政府部门，须定时向所隶属的首相署报告。

反贪局官员的升迁、调职和薪金都取决于公共服务局，还必须遵守公务员的职业守则，而且反贪局总监之上还有一个国家首席秘书，在种种的牵制下，如何奢望反贪局独立与勇敢查贪？

如果阿都拉真有诚意肃贪，就必须将反贪局从首相署，从公务员体系里分割出来，置于国会底下，是所有肃贪工作的基础和起点。唯有这样反贪局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反贪局，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独立反贪委员会”（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也就是香港的反贪局名称（香港称之为 廉政公署 ）。

解放反贪污局刻不容缓

这个建议并不新鲜，但是执政者从未认真思考，甚至不屑回应。南利的案件，清楚暴露公务员体制如何捆绑反贪局，将之降级为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机构。

根据国外例子，向国会负责的反贪局，其职员的去留并不由政府所决定，而是反贪局本身；反贪局的开销由国会批准，直接由财政部发出，而不是公共服务局；其总监的聘用与任期，则直接由国会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所决定，首相只是象征式地颁发委任状；总监必须定期向国会报告其调查进展，一些案件的进展甚至必须向公众公布。

若反贪局认为证据足够，能够将嫌疑犯提控上庭，它并不须要获得首相的点头，而是直接呈交予总检查署，对方只有在证明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才能够拒绝反贪局的建议，而这一切的资料，负责反贪局的国会委员会都有权检验。

反贪需国会民意当后盾

在薪金、升迁与福利都不受政府主宰的情况下，反贪局才能向政府领袖和首脑展开独立调查，面对政治干预的时候，不会因为饭碗掌握在别人的手上而投鼠忌器，反而可以倚仗国会背后的强大民意，大声对政治人物说“不！”，揪出贪赃枉法的社会寄生虫。

南利明显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不只是反贪局，沉默的我们都辜负了南利，如果我们继续冷眼看热闹，辜负的不只是在制度里受苦的人，我们的后代将是下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