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潘永强警告，霹雳州夺权事件和赵明福命案已经暴露出首相纳吉非理性残暴的一面，我国也逐渐从威权主义政体迈向苏丹式威权主义政体。

潘永强解释，苏丹式政体并非是指拥有苏丹作为君主的政体，反而是描述政治尚未上轨道，还没有制度化和理性化，领导人可以随意行事而不受牵制的政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可斯时代的菲律宾，以及大卫王时代的伊朗。

“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私人和国家领域是混合在一起，并且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只有个人领袖的主张。”

“这个政体基本的现象是，所有个人、组织或机构，都会长期受到统治者的干涉，而且是无法预测。虽然它有多元化，但都是不稳定的。”

非常时期变得非理性和乱搞

他表示，大马本来说不上是这种苏丹式体制，因为我国还保留一些制度化和理性化的东西，并且拥有选举、官僚的工作。因此，过去最多被形容为威权主义、选举型威权，或者是种族威权。

“大马在过去被认为是威权主义，因为它还是允许一些多元，为反对派保留选举空间和程序。更重要是，它在行使领导权也会遵循一些可以预测的规范，所以领导人不会随意指挥军队、法官、公务员或反贪污局去从事一些违法的事情。”

“经过今年2月霹雳州的问题、过程和教训，我们开始发现原来大马的政治体制不只停留在威权的状态，而且还存在不少苏丹式政体的元素，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它是苏丹式威权政体。”

另一个明显例子则是赵明福案件，潘永强表示，领导人在平常时候仍然会按照制度运作，但是到了非常时期，他们就会变得非理性和乱搞。

官僚功能变得脆弱缺乏自主

他继称，由于苏丹式威权政体内心是流露出苏丹式政体的特征，要求个人无条件对领导人的服从，因此其本质就是不受法律和意识形态限制、高度个人的领导权，官僚长期处于这样的制度也会变成愚忠。许多制度规范和官僚机构的功能和角色就会非常不稳定和脆弱，缺乏理性和自主。

“我们在霹雳州可发现，不管是选举委员会、反贪污委员会、州议会秘书、司法人员，甚至是看门人，对本身在制度承担的责任一点都不尊重。他不开门就不开门，尽管法庭宣判你们是合法。”

潘永强昨晚是在隆雪华堂举行的“轻忽宪政，何来民主？”新书推展礼暨讲座会上如此表示。另外两名主讲人是政治学者黄进发和公正党新邦波赖州议员曾敏凯。

提醒选举并非转型充分条件

潘永强也批评，经过50年威权统治的影响，国人是高度相信和尊重选举，尽管整个选举过程是充满弊端。因此，大部分政党是缺乏选举以外的操作能力，甚至相信能在威权政体下走向民主化。

他表示，经过苏丹式政体的反扑，大家应该察觉到选举虽然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霹雳州的例子说明虽然选举赢了，但不代表民主转型一定完成，因为整个体制的文化、状态都没有走完转型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懂得选举，而不懂得保护民主的幼苗，就不能转型成功。”

黄进发：里面是一党制怪兽

针对潘永强提出的苏丹式威权政体说法，另外两名主讲人拥有不同的看法，曾敏凯是赞同，不过黄进发却不同意。

曾敏凯援引许多人在国阵夺权后询问民联领袖，国阵是否有可能解散州议会，但是他们却不能给肯定答案的故事，来说明所有宪政都已经被打破，因此根本无从预测霹雳州政局。

“如果你问会不会解散，我说不会；你说你们哪里可以有两个大臣，我讲有两个大臣又如何；你要我们顶住州议会6个月不开会就必须解散，我说要是苏丹不解散，你又能够如何；你说哪里能够有两个议长，我说你又能够怎样？这个问题显示我们连能够预测的游戏规则都没有了。”

不过，黄进发却认为，大马其实还是选举型一党制国家，外层是自由民主体制的画皮，里面那一层却还是“一党制怪兽”。今天发生的问题则是里面那一层的“怪兽”，对外面那一层的反扑。

“我不认为这是第一次发生，上一次发生是1969年。当联盟无法接受1969选举的结果，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一样。只是他们那时不用上法庭，因为他们直接控制军队，整个国家行动理事会就是获得军人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