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三年里，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朋友，谈吐温文尔雅，待人诚恳，积极上进。以他的才智，如果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继续深造，一定可以如愿披上博士袍。作为他的朋友，没有谁不知道他是那么地热爱他的本科，是化学系教授的爱徒。然而，他就是那种身上流着一股热血的青年，他毅然舍弃在面前铺好的康庄大道，带着自己的信念一头钻进荆棘丛生的社运工作，为弱势群体争取基本人权，为劳动阶级的平等而斗争。

他所接触的工作伙伴大多数是印裔同胞，我不曾听过他提起任何对他们的怨言、不满与批评。在这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人权组织转到社会主义党，从来就没有听过他主动向身旁的朋友谈起他的工作待遇。我倒是看见他还骑着十年前那一辆穿梭大学的旧款电单车，他的衣着还是那些“人权、民主”的主题T－恤及牛仔裤，他的背包还是那种艺术青年的包包，估计在大型的购物广场已很难找到了，还有他的脚下穿着一对在夜市场随处可见的拖鞋。有一次闲谈中他说，“这个月发的工资不知去哪里了。”在我们的追问下，才知道他在忙中，把发薪的信封随手一摆，在服务中心弄丢了。据他说，那时有很多人出入，我们问他：“你没有讲吗？问看谁拿到？”他松松肩，摇摇头，傻笑着，事情就没有下文了。这种人真的有金钱的“概念”吗？

他热爱他的工作，更正确的应该说，他喜欢自己的岗位，可以服务选区的民众，提高他们的觉醒，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平日，他潜心研究社会的发展史，也经常撰文评论时事课题，他喜欢与朋友分享另类的电影与音乐，在他的部落格可以看到很多他写的影评、诗与游记。这也难怪，在大学的第一年，他是理大文学奖的活跃分子，除了喜欢阅读，更爱爬格子。当我们一伙围着说笑嬉闹，他一个人埋头翻阅高行健的《灵山》，我们自叹不如地说，“高人啊！”当然，这样的事是常常发生的，他阅读的习惯一直都跟随着他。有时，我们看见他坐在电单车上等人，因为要帮忙载送活动圈的学弟学妹，他也会趁空挡享受那短短的阅读时间。

这些年来，他一步一步地在社运工作中接触更多的实战经验，更深一层的确认自己心中的方向。他信仰公民社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在他参与过的大大小小游行中，他举起手中的相机，拍摄斗争群众的面貌。有时，工作上需要，他会飞到世界各地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会议；有时，他会自掏腰包，参与国际的人权论坛。他也曾经在面子书发“紧急通令”，向朋友求助：有谁可以先借钱帮我预付机票，待回国发薪后再慢慢偿还。就这样，他的足迹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在旅程中他不忘寻找左翼分子走过的历史痕迹，势必完成每一趟的“朝圣”，即使在冰冷的冬季，他身上留的还是那股热血。

如今，进佳在“紧急法令”下已被扣留超过20天了，漫长的每一天啊！他被指控企图复辟共产主义及图谋推翻王室。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套在他的身上，剥夺了他的自由，也剥夺了他母亲见他的机会。是什么样的法律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这样无情，这样霸道？为什么还有这种未经审讯就被扣留的恶法？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可以忍受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在这个榴莲飘香的季节，我想起这位爱吃榴莲的朋友仍在狭窄的牢房里，单独的被囚禁。我希望，他赶得及在榴莲收尾前赶到浮罗山背品尝这一季的榴莲。

注： 作者是2001/02年理大华文学会主席，与时任总秘书的朱进佳属于同一届执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