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巴维（James Bawi Thang Bik）6岁那年，他的母亲不得不放弃抚养他。他的母亲是一名单亲妈妈，身无分文，却必须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她相信受教育是改变儿子命运的方法，而让他们受教育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去孤儿院。母亲的决定不但改变了他们的未来，还拯救了他们的性命。
母亲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几年后，他们所在的缅甸钦（Chin）邦变得动荡不安，成为军事冲突的前线。
缅甸以佛教徒为主，但钦邦却住着许多基督徒。过去数十年，缅甸政府屡次在钦邦强制实行同化政策，最终酿成军事冲突。
村里那些年仅11岁的男童会遭掠走，被迫沦为童兵，但孤儿院的小孩可以逃过此劫。
詹姆斯15岁那一年，是即将要离开孤儿院的年纪。他梦想要当一名牧师，但害怕一旦回到村里，会被迫拾起枪械走上战场。
有一天，他在踢足球时，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从此就让他独个儿翻山越海，跨越三个国家，来到陌生的国度。
这是詹姆斯的故事，由艾迪拉（Aidila Razak）采访。
我在缅甸钦邦靠近孟加拉边境的帕力瓦镇（Paletwa）出生，然后在夸朗（Khuahrang）长大。5岁那年，父亲过世了，母亲要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儿子。
母亲没有受过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她希望我们能够上学，而接受免费教育的办法，就是把我们送给别人抚养。
母亲送我们到孤儿院后，我们三兄弟就此分散了。我被送到缅甸首都仰光，距离夸朗600多公里。
那时候，我只有6岁。我当时很生气母亲要把我送走，我们仨还一起祈祷，希望一家人可以永远同住一屋檐下。
我在孤儿院一直待到15岁。小时候，缅甸没有手机网络，所以也没有办法跟两个兄弟联系。
在孤儿院的那9年，我才意识到母亲送我到孤儿院的用意，是为了要让我有机会学习。我再也不生气母亲了，而且很享受学习，立志要当个牧师。
2010年是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希望可以继续升学，但是孤儿院规定，一旦毕业就必须离开。
这意味着我需要回到钦邦的村子。当时钦邦经常爆发冲突，我们的村子就在军事冲突的最前线。有人会来村里把跟我同龄的朋友们强行带走，强迫他们成为童兵。如果我回到村里，我的下场就会和他们一样。
有一天，我和朋友踢足球时，有人叫我到孤儿院的办公室。他们说有人从国外打电话给我。这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在国外并没有认识任何人，谁会打给我呢？
当听到电话那头是母亲的声音时，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有多惊讶。自从6岁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她说她人在马来西亚，正安排人带我到那里跟她团聚。
我惊讶得说不出来话来，挂了电话后，就径直走去房间。
我对马来西亚一无所知。对我而言，那个地方和欧洲差不多。我的首要考量是升学，所以如果我来了马来西亚，可能有机会读大学，受到很高的教育。可是，如果我待在钦邦，我不可能继续上学，而是得拿起枪械走上战场。
某日凌晨2、3点左右，我摸黑离开孤儿院，到母亲指定的一个地点。目前说，有个男子在那边等我，那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以为他会带我到机场，然后搭飞机去马来西亚找我母亲。所以，我在包里放了几件裤子和衣服、发胶和洗脸霜，还以为是趟好玩的旅程。
当我离开孤儿院时，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用作公共交通的货车。我叫货车司机把载我到指定地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简直是疯了。那个司机可以带我到任何地方，绑架或拐卖我。但当时我只是在车上睡觉，请他在抵达目的地时叫醒我。
抵达以后，我见到要带我去马来西亚的男子。我不认得他，但他却晓得我是谁。可能他有我的照片？
他买了早餐给我，叮嘱我无论如何都得照他的吩咐做事。他说：“如果我没有叫你出来，你就待在你所在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料到不会是搭飞机，但我猜想，可能是搭巴士，那种有舒服座位的巴士。结果，来的却是一辆货车，他说：“上车”。
那是装满货物的货车，我吓了一跳，没想到是要这样长途跋涉。他们让我躲在货车内置放一堆货物的下方。车内已经挤满了人。
我年纪还小，中介总是坐在我身旁。这让我感觉到自己比其他人来得安全。车上没有其他孩童，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人发问，也不能交谈。
我们就这样在货车上待了两天。我后来才知道，过去有人因为困在货堆中缺氧而死。
后来，我想不起来那趟旅程具体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会以为那是一场梦，而不是我确切经历过的一些事。我不记得货车是否中途停下，也记不起我们是否曾离开货车。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看着地图，试图搞清楚当初是怎么从仰光来到马来西亚。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如今确实身在此处。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缅甸边界，只记得有人说，我们即将通过水路入境泰国。
途中，我曾经坐过一种划桨船，有点像舢板（sampan）；也记得中介有时会告诉其他人，我是他的儿子。我们总共花了三天，经水陆入境泰国。
在泰国，当我们继续启程前，我记得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房里。把我从缅甸送来泰国的中介把我交给另一个人，然后就离开了。我没有任何怀疑，也没问我们身在何处，或是还要多久才会抵达目的地。我就这样相信他们，我当时很容易相信人，之前还称那个中介为“叔叔”。
在泰国，有时候，我们步行上路，有时候是搭乘一辆车，有时候也上一艘船。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清楚当初是怎么入境马来西亚的，但我记得最后一段旅程是在车上度过的。
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车子把我送到路旁，就在成功时代广场（Berjaya Times Square）和单轨火车站的前面。那趟车程开了12小时之久。
那天大概是凌晨3、4点，路上空无一人。原来在车上的五人，就这样待在路旁，其中一名妇女还抱着婴儿。之后，有人把他们一个个接走了，只剩下我。没有人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最后，有个男子前来告诉我，他来自我的家乡，会带我到亚罗街见我的母亲。
事隔9年后，我第一次见到母亲。那种感觉就像来到天堂，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我抱着她痛哭，告诉她我多么想她，我多么想再次和她相聚。
除了母亲，我的哥哥也在马来西亚。他结婚了，所以我也有个嫂嫂。忽然之间，我又有了家人。
生活并不容易，我们四个大人，加上还是婴孩的侄儿同住在一间小房里。那房间好小，我躺在地板上时，手脚可以碰到对面的墙壁。
我发现在马来西亚不能上学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甚至对着母亲发脾气。我问她：“（如果不能上学，）你为何把我带来这里？”
但事实是，如果我还留在缅甸，我很可能得拿着枪械走上战场。
我的心情渐渐平复后，在一家阿拉伯餐厅找到工作。我让母亲别再工作，让我们来照顾她。
之后几年，我终于存到一笔钱，租到更大的房间让家人住，也兼职读书、在移民学院（Institute of Migration）找到翻译工作，现在我也是钦邦难民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 Refugees）负责人。
我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年轻难民，有些难民和我初到马来西亚时同龄，有些则比我当年更年幼。有些人是独自在这里谋生。
回首这段经历，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没有人拐卖或绑架我，作为一个男孩，我也没有经历其他年幼女孩或女人在途中可能会经历的事。
我知道有些女人或女孩会遭受中介性侵或性骚扰，但这是难民社群里的禁忌话题，我们不会谈论这事。幸存者会感到羞愧，不愿意述说，我也不会特别去试探他们。
我来马来西亚十年了。如今，我的家人住在美国。他们在2018年成功安置到那里，而我还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回去缅甸。
几年前，我看到大马警察逮捕母亲，那是很糟糕的经验。从那时候起，我决定不再当牧师。
如果我的国家平安无事，我们的人民，包括我母亲也不需要漂流到其他国家苦苦求存。即使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单亲母亲，但只要缅甸的情况还可以的话，母亲也一样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缅甸参政，为了母亲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们。我想要结束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生活，而要达到这目标，我就需要改变我们的国家。那么，就没有人需要像我一样逃亡。
在家里，我们很少谈论我们艰辛的旅程。之前，每当我谈起往事我就会哭，所以母亲说，我们今后不该再说起这些往事了。
希望有那么一天，回到故土会是一件安全的事。在那之前，我会努力累积经验，建立人脉和储备知识，因为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国家。
身为难民不是我们所选。我们只是暂时的过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离开。我们只是需要等待机会，但这期间请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请协助我们装备自我，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再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