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总书记陈平回马的议题，持续引发争论，继安华表示应以人道理由允许陈平回国后，这个表态正合巫统需要，使之逐渐燃烧成政党之间的骂战。但围绕在陈平身上的最新一轮议论，主要来自马来政治人物和巫英文媒体，则多少反映了这次交锋的本质。

就革命事业而言，陈平是一个失败者，他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在马来亚建国事业上，陈平却留下身影和意义。在我们的政治史叙事中，除了成功者之外，也要容许失败者有一席之位，特别是壮烈的失败，因为他们的失败有时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在大政治范围内的失败。

只有“国族”面向的评述

但是，在政治人物和巫统媒体的叙述中，关于陈平的评述却是甚为片面和单向的，通常只有“国族”的面向。其中一方，承认马共与陈平对反英反殖、抗日卫马有功，为独立向英国添加施压。而相反一方，则着重马共的武装叛乱，对社经秩序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尤其渲染马共对无辜平民和忠诚军警的伤害。

在“国族”面向的覆盖下，反而双方都没有对意识形态分歧表现出太多的关注，人们对马共只有一种含糊的“共产主义”印象，但究竟内容为何，甚少受人议论，即使是左翼人士也是如此。

陈平是不是爱国的？马共对建国有无贡献？在国族的面向下，陈平若不是独立战士，就是恐怖份子。这种解读的面向固然可触动不同群体的情感，最容易引起回荡，但对评述陈平的功过与恩仇，却显得表面和简约，无法把大政治的情境嵌入其中。

陈平是世界共产运动的棋子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东南亚历史，不能溢出三个主题：殖民主义、随殖民主义而衍生的民族主义，以及冷战的对抗结构。马共的浮沉与兴衰，也是受以上诸种历史条件所形塑。如果放在长时段的东南亚历史进程来衡量，陈平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布局的一枚棋子，不幸的是，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这枚棋子最后沦为弃婴，在强权的视野以外。如今乡关处处，却是格格不入／不能进入。

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信息自由法》，在2007年6月解密了一批冷战时期的 情报档案 ，其中有一份于1973年4月完成的报告，就是对北京支持东南亚共党武装斗争的情报研析。这份解密报告长达133页，尽管从今日很光看来，其透露的新讯息不多，但结合陈平回忆录一块来阅读的话，就可以在“国族”面向之外，暴露更多冷战格局下，陈平和马共斗争的不由自主。

马共后期服务外在国际因素

马共的抗争在1955年前后就理应式微，但后来又延续近35年，其实是为冷战服务、为中苏分裂服务、为毛主席服务。

冷战时期，北京在东南亚实行的政策，跟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的政策有很大不多，北京是不太支持这些地区的共党活动，反而换取当地政权的外交承认，但在东南亚则是革命优先于外交。为了指导和宣传，北京为缅共、泰共和马共分别设立了一家短波电台，前两者设在云南，马共电台则设在湖南，尽管这些政府要求广播中止，北京也不加理会。

毛泽东坚持在东南亚搞革命

中共在东南亚政策上，实行这种双层的战略，虽然办外交的周恩来完全明白，这样只会折损外交，但北京仍然介入东南亚的共党游击活动。这种看似矛盾的外交路线，根据研析，原因主要是出自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需要，周一点都不愿违逆。

毛想凭此证明一点，就是他主张的武装斗争路线与游击战理论，依然有效并经得起考验。更一深层来看，他也想借此驳斥苏共领导人，多年来对其军事理论的嘲笑和叽弄。毛泽东始终坚持，武装斗争仍是唯一令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途径，枪杆子出政权，是毛深信不疑的信念。文件中称，毛泽东是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时，才决定恢复支持东南亚革命。

马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经滑落，退守泰南，1959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1967年后却有所改观，主要不是森林中形势有转变，而是来自北京的指示。打还是不打，老毛说了算。

马共完全依附中共毛派路线

不过，根据陈平的回忆录，中共早在1961年就指示马共恢复武装斗争，这离马共希望回到政治斗争，只有仅仅18个月，就要政策大逆转。当时中共为支持越共赤化印支半岛，形势上要马共配合。中情局文件在时间上推迟了这个变化，但中共资助的电台，就的确是在文革高潮时，才获准成立。由于突然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导致马共内部在1963年产生歧见，马共是不是一个有高度自主性的政党，由此可见一斑。

马共地下电台经常广播毛泽东文章，电台常指控联盟政府为“法西斯政权”，它在中苏论战期间，就完全从属中共。在西方情报界眼中，马共不只完全依附中共的路线，更直接地说，是毛派路线。

因循中共宣布放弃议会政治

由于中苏论争和分裂的缘故，毛泽东必须把东南亚共党纳入他的反苏阵营内，陈平毫无选择，在冷战最激荡时期，被迫配合毛主席反西方、反苏修的大战略，即使缺乏革命条件，也要在丛林中重启战斗。也因此，马共论述的本土成份不多，经常是采取拿来主义。

在文革高潮时，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主席P.V. Sarma于1967年8月在北京发表文章，主张放弃议会政治，文章还指马共在二战之后放弃武力是犯了错误，武装斗争才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1968年6月1日马共的文告重申这点。结果众所周知的是，劳工党在1969年就宣布杯葛大选。

冷战结束，马共作用也消逝

北京支持马共之余，也清楚区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改善两国外交关系不会降低中共对马共的支持，起初敦拉萨政府无法改变北京的底线，因为自文革兴起后，减少革命输出会被视为政治上的错误。1971年5月，大马派出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访问团，到北京展开破冰之行，周恩来首次放弃使用“马来亚”之名，但却声明政府间关系，跟党与党的关系是不同的，此说犹如泼了来访者一盆冷水。

直到毛去世之后，这种不协调的外交政策才被抛弃，中美建交后形势更为清楚。邓小平在1980年底，下令马共关闭地下电台，而且“越快越好”，以换取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向拉美和非洲国家游说。陈平形容，电台是马共“当时唯一正常运作的计划”，这正代表北京准备结束长期以来对东南亚的双层战略，尽管它对马共的财政援助，持续到1989年。换言之，当冷战终结时，马共的作用也随之消逝。

“小历史”不足以理解“大败局”

我们必须承认，马共反殖抗日，功在独立。但马共革命宜粗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今天社会上对陈平与马共的评说，往往各取所需，有人着重前三十年，有人着墨后三十年。可是，人们如何看待马共完整的六十年革命史，特别是1960年代后的斗争？如果马共不是有自主性的革命党，那么这场斗争还是不是一场具自主性的民族革命？马共的命运是操纵在谁的手上？马共留下了甚么制度与思想遗产，可在社会发挥余热？

近年坊间出现不少马共人物回忆著作，从个人视角和微观经历出发，纵然可为马共研究提供宝贵的背景，但“小历史”实不足以理解“大败局”。要重估马共的革命，还应该把它摆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冷战格局与中苏共关系史的脉络里，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今天当某些人在支持或是反对陈平回国时，社会上的争辩其实并没有丰富我们对“马共问题”的讨论。

马共卷进冷战的漩涡，但冷战结束后，马共也遭受遗弃，最后落脚泰南。陈平无法决定自己能否返国，就如同陈平终其一生的事业和命运，又岂是他个人所能掌握和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