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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 flu malaysia school children students wearing mask 260609 01 我国A型(H1N1)流感肆虐,至今造成68人死亡,各界对于卫生部门的防疫和应变态度,多有质疑,不论是前首相马哈迪还是前卫生部长蔡细历,都曾提出过批评,不过卫生部长廖中莱似没有认真回应。当本人评论在《当今大马》发表后,廖中莱却指示下属撰文回应,这说明廖氏开始积极看待舆情和民意,令人颇感欣慰。

我们还注意到,自8月18日开始,廖中莱也明显减少党政活动的公开行程,即使连他最钟爱的马华中委会议,也忍痛缺席。廖部长在舆论非议、死亡人数激增之际,愿以行动作出调整,知所节制与收敛,殊为难得。

liow tiong lai 在廖中莱回应批评,减少不必要的党政行程之后,近日政府就开始有所动作,宣布数项应变措施,例如把口罩列为统制品、宣布今年不办国庆游行,要求保险公司保障流感患者,以及指示政府诊所周末照常服务等等。

以上有些重大措施,要由巫统点头,并非区区一个马华部长所能决定,但决策过程应有考虑到卫生部门的建议,这里廖中莱或有贡献,应予肯定。

何待失去68条人命之后?

但是,为甚么要死了68个病患之后,廖中莱才知道自我收敛,稍为减少四出行街应酬,认真面对危急的流感疫情呢?为什么要等到失去了68条人命后,才能唤醒廖中莱的良知,不再把死亡人数当成一堆冰冷的统计数字来看待?

在这群流感死者当中,有不少是年幼的儿童,或是不满周岁的婴儿,一些是免疫力较低的老人。还有好一些死者是孕妇,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若把胎儿也计算在内,死亡人数其实超出现有的68人。

廖中莱缺乏领导和同理能力

NONE 本来,肩负国家公共卫生重责的卫生部长,应该最重视国人的生命与安全,错过任何一条人命都应该惋惜。但是,在疫情转趋恶化之后,社会却感受不到卫生部长的专注和积极,他往往只在党政活动的空隙当中,按机械化的官僚行政习性,来处理攸关人命的传染疫情。

即使死亡人数节节上升,我们也看不到廖中莱对死者或家属表现出体恤和慰问的姿态,对处于防疫第一线的基层医疗人员,廖中莱也很少前去给他们打气和加油。他只是如例行公事一样,发表一些缺乏主动和魄力的官方八股,连月来卫生部明显缺乏有力的领导。

面对死亡和病患,廖中莱显然欠缺了一种同理心和情境意识,没有从死者、家属和医疗人员的立场,打从内心去关切他们的伤痛和辛劳,更不要说是从一位卫生部长的角色出发,在疫情危机时,发挥安抚社会人心的作用。

在疾病扩散时刻,身为主管公卫体系的领导人,应让人具备信心和值得信赖的感觉,也要对同僚有并肩作战、忠于职守的示范。可惜,我们在廖中莱的表现上,看不出他有这样的担当和责任。或许,此刻他最关心的是翁诗杰会不会倒台、几时倒台。

数字才是领导的硬指标

liow tiong lai health ministry h1n1 flu campaign pc 060709 02 廖中莱的幕僚宣称,卫生部在这段期间做了不少防范与应对,召开多场技术会议,即使在廖中莱奔走于各种党务行程之后,还要工作到午夜,与官员洽商讨论等等。然则,内阁部长的职责是领导与决策,关键在乎政策和方案是否有效,重点不是你召开了多少次会议,而是应对措施符不符合形势与需要,确诊人数和死亡数字才是硬指标。

一家连年亏损的企业,不能向股东报告说公司一年开了多少次决策会议、营销会议,以此来粉饰自己用心办事,因为重点恰恰不在这些繁琐事项,而是决策品质、绩效和成果。况且,廖中莱奔走于马华公会的酬酢场合多于探视基层防疫前线,他在人疲马困、夜幕低垂之后以业余心态作出的决策,效果已呈现在确诊和死亡人数上。

将帅无能,必定累死三军。若联邦的卫生部门无能和怠忽,会连带影响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吉打州务大臣阿兹然日前就强调,一些官方活动是否要取消或展延,权限不在州政府,须配合中央及卫生部指示。如果卫生部长缺乏明快的判断与决策,各级公私单位都无所适从。

抗击流感,当然人人有责,但有些人会比其它人责任较大。一个民众如果因口罩缺货,或抗病药品福特敏不足,乃至医疗人手缺乏而染上流感,责任要由他个人承担,还是卫生部门也需负有责任?

营造两种言论规避政治责任

况且,卫生部长身为政务官员,平时享有权力、领导行政官僚,在关键时刻更要负起政治责任,包括要为防疫的成败承担后果,这就是民主体制下的责任政治与问责精神。卫生部长可以寻找千百种理由,来为疫情扩散而辩护,但他始终回避不少政治责任的追讨,要为自己部门的所有表现概括承受,负起一切政治责任。

liow tiong lai h1n1 flu parliament pc 220609 04 随着确诊和死亡人数激增,近日卫生部就似乎有意营造两种言论,以规避应负的政治责任。一是宣称许多国人感染流感是因为缺乏防范意识,言外之意是咎由自取,与政府防治不力无关。

其次,则是透过医疗专家的说辞,宣称不少死者原是高风险群,是死于并发症,而非直接因H1N1致命,所以不完全是卫生部的责任。对于这些有意推卸责任的言论,这里预先提出警告,也请国人提防背后的可疑动机。

就政治的层面,流感危机还暴露出官僚体制内权力分工与切割的困境。现代政治受制于科层的官僚体制,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责任区分和本位主义,在危机时刻往往增添协调与整合的难度。

若没政绩,巫统收回何不可?

更甚的是,在这一波流感疫情中,原应负上指挥重责的卫生部长,却是一名来自马华公会的资浅部长,又欠缺威望,进一步影响协调效率。廖中莱要在国阵论资排辈的官僚体制内,发挥统合与动员的角色,进行跨部门的协调,看来是相当吃力的。随着公共卫生越来越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而马华新一代的所谓领袖又越来越能力不济,往后巫统不无可能收回卫生部长一职。

巫统曾从马华手上取回工商部长,也曾从马华手上拿回财政部长,在2008年又从马华手上要回人力资源部长。巫统连马华总会长都可以决定由谁来做,要是马华派出的部长没有能力没有政绩,巫统收回有何不可。廖中莱必须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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