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永强
自纳吉就任首相以来，他试图一新气象，上台后即强调“人民优先，绩效为先”。为了证明这句标语不是停留在口号上，纳吉政府采取了一些即时行动，其中就包括处理了若干公民权申请案例。
过去半世纪以来，国内有数万人一再被政府以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理由，否决了公民权资格。与此同时，却有许多非法入境的外来者，竟以同样荒谬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轻易就取得了我国的公民权，难怪不少红色身分证持有者，至死抱憾而终。
数十年来，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解决这群持红登记者的公民权困境，尽管很多人自独立前就在本邦生活。事实上，政府不处理他们的公民权要求，就等于变相剥夺彼等的公民资格，因为没有公民权，就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也被否决了应有的公民权益。
美国最高法院曾在1958年一项判决中指出，公民权是“拥有权利的权利”，它给许多个人带来的意义与利益，不容小觑。当一个人无法取得公民权，或被吊销之后，就等同于被国家遗忘和孤立，拒斥于社会边缘。其中，我们所熟悉的林连玉先生，就遭遇到这样的绝境。
触怒敦拉萨被吊销公民权
当纳吉政府开始处理堆积了数十年的公民权申请时，我们也不忘提醒，当年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恰恰是被纳吉的父亲敦拉萨所吊销的。林氏因为揭露了他与敦拉萨的密谈内容，而触怒了当权的副首相，马上就惨遭政治逼害。此举使林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处境犹如社会弃婴，尽管他曾经在1956年领导教总召开“全马华人团体争取公民权大会”，并起草《争取公民权宣言》，自己却不得善终。
公民权跟一个人的生存权利与生命尊严息息相关。公民权与基本人权不一样，在现代文明社会，基本人权已经被承认为与生俱有的天赋权利，但公民权却另有一重政治的意味，国家可以透过其独断的权力，授予或剥夺个人的公民权，进而使人丧失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
公民权意涵随时间持续扩充
不过，公民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一个合法的公民身份，其意涵是在不断地演进和扩充，在历史的不同进程，各有其阶段性的重点与内容。不是有了“公民权”，就拥有一切“公民”权利，在进步的社会，公民应享的权利，其实一直在延伸和增长。
在这方面最权威的理论家马歇尔（T.H. Marshall）就认为，公民权的本质，乃是保证把所有人都当做完整的、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而要确保这些成员的权利感受，就要把日益增长的公民权资格（citizenship rights）赋予人们。
民权后再有政治和社会权利
西欧在过去300年来的公民权发展，可分为3大类。首先，人们在18世纪追求的是公民权利，或曰民权（civil rights），这开启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运动。其后，政治权利兴起于19世纪，以确保公民的选举和投票的政治参与，最近一个阶段的发展，即对社会权利的强调，则要等到20世纪才逐渐确立，争取公民应享有医疗养老、教育和失业救济的权利。
在马歇尔看来，唯有当一个国家能保障所有人的公民权利（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才称得上是充分表达了公民权，也惟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完整成员，能够参与和享受共同的社会生活。
可是，在公民权发展上属于后进国的马来西亚，即使一个国民有了公民权的资格，但其拥有的“公民”权利，既不完整也残缺不全，就社会成员应享有的3类权利而言，我国公民的权利保障并不充分，有者还处于贫血匮乏的阶段。
目前，当个人取得公民权后，虽然具有工作权、申请证件、迁徙自由以及向银行借贷等基本便利，可以参与正常社会生活，但在其它民权方面，诸如言论、信仰、资讯等自由，仍受国家的压缩与约束，集会请愿与游行自由，更经常受到剥夺。
在政治权利方面，尽管国人享有投票与选举权，但众所周知的是，由于国家机关的滥权操纵、选委会与选举法令的偏差不公，离民主生活的健全发展尚有距离。霹雳的宪法政变就暴露出，民意不受尊重的恶质一面。
我国公民最稀缺社会权利
不过，我国公民最稀缺的权利保障，应属社会权利，国家提供给人们的社会安全保障严重不足，诸如医疗、养老、病残、失业救济，以及原住民权利等等，都相当落后。保障社会权利，不等于要求建立福利国家，而是营造一个令公民可以有尊严和体面的生存环境。可是，在自由化和私营化大潮下，国家不只无意增进社会权利，还把责任推给市场和家庭解决，就有碍社会正义。
在独立前夕，林连玉先生领导了争取公民权运动，他认为只要拥有公民权，就可以保障本身的政治、语言和教育的权利，这是公民权斗争的初衷。可是，用马来人特权换取公民权的政治交易，则埋下日后权益不平等的滥觞，并无法确保政治、语言和教育的合理要求。
今天的事实还说明，有了公民权，不等于自动迎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因为这些权利保障需要不断增长，也要根据历史发展充实内容，更要制止可能出现的倒退和侵害。就此而言，林连玉年代的公民权斗争是一个起点，但尚未结束，只要完整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保障还没有到来，就需要后来者继续前进！前进！前进！
注：本文作者为著名政治评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