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发生多间教堂被暴徒攻击之后，1月12日媒体上有一则不十分起眼的新闻，报载有一个称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的组织，对大马发生连串袭击教堂事件表示关注，同时声称大马领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影响未来政治和经济前景。

在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声言关注后，不出数日，内政部秘书长就罕见地召开汇报会，向各国外交使节人员简报当前国内情势，超过60位派驻吉隆坡的外交人员出席了这项汇报。

委员会是美国外交工具之一

由于非回教徒的崇拜场所被破坏事件尚未平息，至今已有多达10间教堂被攻击，因此有外国使馆表示，如情况未受控制，有可能向其国人发布旅游警告。这场由内政部惹起的“阿拉”用词风波，不只影响国内社会和谐，也隐约伴随着宗教外交压力，悄然而至。

究竟上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怎样的单位？它在宗教政治上有着怎样的角色和影响？该组织的背景和功能如何？由于它对近期我国宗教风波少有地表达意见，就不得不对其多加了解。

事实上，此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并不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美国国务院之下拥有法定地位的单位，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之一。

起源于美国宗教右翼压力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保守主义抬头，宗教右翼力量也随之崛起，在宗教团体的游说和运作下，出现诸如“宗教自由和平论”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等理念，其最重大成果，就是促成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在国会立法通过。911事件后，宗教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宗教右翼力量自然水涨船高，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达到高峰。

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院设置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责成这个办公室每年评估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发布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书》，详细评议190多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

评估和监督各国宗教自由

至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就是这项法律下的产物。按规定，该委员会有9名成员，由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朝野政党提名，他们可派员到各国调查宗教自由，并就年度报告反映的情况，向国务卿做出建议。国务卿能在总统授权下，将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定为“特别关注国”。

在2009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书》，共有13个国家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中包括中国、北韩、缅甸、伊朗、沙地阿拉伯、苏丹、乌兹别克等等。而在同年8月，因狂热的印度教徒攻击基督教徒和破坏教堂，印度已被列入侵犯宗教自由的“观察名单”。

评估结果左右美国外交态度

这项立法，无疑成了美国在国际上施展宗教外交的极重要手段，包括可以对“特别关注国”实行经济制裁，也为促进信仰自由的海外项目提供资金。为此，美国官方更设有无任所大使的职位，以“确保宗教自由继续作为每届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简言之，《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虽然是美国保守派推动下的国内法，却具有域外的效力，试图以宗教自由助展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立法之初就引发国际争议，其年度报告书，也经常在各国之间引起争论。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等趋势。

我们必需认识到，美国虽然是世俗国家，但宗教团体对内政和外交都颇具影响力。冷战期间，碍于地缘政治需要，美国只是一般性地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却没有具体和直接的行动，例如越战期间受美国支持的吴廷琰政权，就以迫害佛教徒着称。但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与宗教右翼日渐壮大，宗教上升为美国主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更发挥重要的选情效用。

马美关系未来或出现转变？

马美关系在安华事件时，跌到谷底，但在反恐问题上，马来西亚与美国有共同利益，所以美国对大马的外交议题，才由人权转为安全，以大马为基地的区域反恐中心，即由美国提供训练及协助。纳吉上台后，亲西方路线又成为大马外交政策的主调，目前我国派往华盛顿的驻美大使，则是享有部长级待遇的现任国会议员贾玛鲁汀，层级之高实属罕见。

美国在阿富汗开启战端时，需要大马这样的温和回教国家支持，故减少对内安法令的批评，相反的是，回教党当时却声称要对美发动圣战。可是，马美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磨合多年的马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已告破裂；反对党领袖安华也在美国的学界和智库当中，拥有强大的支持。

如今，当巫统在种族和宗教事项上，转趋强硬和激进，还波及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徒，回教党却选择了一个中道的立场。借助宗教自由的旗帜，美国就可以在外交上找到一个道德高地，向纳吉政府略为施压。在宗教外交上，这一领域是受美国宗教右翼人士把持，如果纳吉政府未能妥善处理，不单宗教自由上会在国际社会中失分，短期内还可能面对外交上的压力和冲击。

不要以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普通的NGO，或是所谓“独立”的机构，它要求大马谨慎解决宗教纠纷，否则“将影响未来政治和经济前景”，这个姿态带有一定的外交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