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多事。
41年前的513，恶魇还在，犹有余悸。9年前的528，分裂大马中文评论界与全马第一大报，生扯活切，撕心裂肺。至今，许多人还在磨刀霍霍，只怕对手不死，对新闻自由的讨论与出路，情绪多于理性；有些人，对同道朋友的基本信任也没有，把评论文句视为无数碎片，甚至拒绝串连，只有兴趣对碎片进行想像与猜测，无视观点，只问你站在那一边，还在为谁写稿，有无罢写，又在骂谁。
今年４月下旬，我国杰出的电视新闻从业员黄义忠对有关当局以高压手段、无耻规定打击新闻自由忍无可忍，愤而辞职。他告诉我，他的辞职信几乎是一字一泪完成，可有人讥他搞个人英雄主义，冷嘲热讽。吊诡的是，说这话的人，不是来自“有关当局”，而是从事新闻自由运动的“朋友”。进入５月，《前线视窗》两期专题被斩，赤裸裸的暴力，还不只一次，当局以减少开销解雇制作人周泽南，却礼聘马华党员监督中文节目，荒谬得可以。
主流媒体骂钳制新闻自由的恶法，但殊不知往往新闻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或恶法，而是媒体内部的恶质文化，还有评论人积怨的苦毐。
同道被迫害不如野猪下山
黄义忠辞职，第一大报《星洲日报》当天只字未报。主流媒体碍于恶法，不能主动出击，情有可原。可是只字不报，完全说不过去，更何况有关新闻攸关新闻自由，再何况《南洋商报》、《东方日报》等也有新闻，不见因此被关，媒体内部的自我审查岂非比恶法更可怕？过后，《星洲日报》藉林吉祥的文告间接报导，聊胜于无，只是之前的沉默还是令人难堪。
后来，我在《星洲日报》专栏写了一篇《再谈报业前途》，提及黄义忠与周泽南事件，抨击主流媒体缺乏同道相助精神，引述网络媒体新闻从业员（独立新闻在线马来文版主编）林宏祥一针见血的名言，指同道被迫害的新闻竟然比２０只野猪下山的新闻都不如！结果文章投篮。我改了题目，转投《号外》周刊的专栏。
与“问题人物”一起遭丢稿
《星洲日报》丢我的稿与恶法无关，而是我站在几个“问题人物”这一边，还有观点问题。但专栏不是“不代表本报立场”吗？甚么时候专栏作者必须和报社立场一样？至于“问题人物”，那是涉及私怨了，为甚么问题不能分开来看，而无视新闻自由的大局？至于我的观点，如果有误，可以公开反驳与纠正。
对人格作文章是评论隋性
9年前的528之后，对不少评论人而言，《星洲日报》与反垄断挂钩，几乎就是反垄断就必须反《星洲日报》，以致几乎任何为《星洲日报》在沟通平台辩护的文章，不是一律被视为拍马屁，就是都是《星洲日报》内部的“杰作”，《星洲日报》的专栏作者，也被一些人视为“问题人物”。甚么时候评论人不能正视文章观点进行理性辩论，只有兴趣为人贴标签？只想针对他人的人格大作文章。这是评论的隋性，是理性的堕落。
一些评论人，甚至有的还是主流媒体中人，对《星洲日报》的新闻从业员如郑丁贤、林明华，包括刘鉴铨等大肆批评，责难他们没有公开反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的雄心／野心。这些责难如果出于检视评论的一致性，未必全错，但骂人的人自己要求别人一致，自己又是否一致？他们曾经公开抨击与责难自己的上司和老板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而且还冷嘲热讽，叫人情何以堪？
网络媒体绝对客观是虚妄
主流媒体受恶法操纵，还有背后老板的影响力所限，网络媒体少了恶法管制，但也有后台老板。只是很多人对网络后台老板一无所知，后者是否因此公正、客观，其实还有待检验。如果以为唯有网络媒体绝对客观、公正、可信，记者可以写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那里，以为他们最好，这恐怕亦是虚妄的想像。
我们不是不能批评主流媒体，无论那是《星洲日报》、《光华日报》或《东方日报》，我们不只可以批评，而且还是必须，因为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制衡；但对他们的批评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他们受恶法所限，所有的批评不能缺乏同情，否则就是强人所难。这就如网络媒体受资金所限，我们不应批评他们的新闻报导不够全面，或在量方面做得太少。所有的批评，最终还是必须指向评论者自身：“我又做了甚么？”。自己做不到的事，最好不要站在道德的高位命令别人去做，如果因此冷嘲热讽，就更令人难过。
为何仅星洲不能刊倒读？
9年前528的伤痛，今日还在。虽然在我国垄断媒体属于合法，但《星洲日报》在处理有关事件，不是没有过失。这点，我在9年前为罢写的朋友的辩护文章中已提及，立场始终如一，不再赘述。如今迈向第10年，我们不能老是对《星洲日报》在这一点上死咬不放，《星洲日报》高层也不应对此耿耿于怀，杯弓蛇影，以为所有反垄断或对528的纪念活动，都是针对《星洲日报》或别有居心，甚至连对今年别出心裁抗议政府干涉新闻自由的“倒读”活动都怀有恶意。
无论是《光华日报》或《南洋商报》都有倒读活动的新闻，据悉有者还刊登在彩色版，他们至多不刊登倒读自家报纸的照片，这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倒读的意义根本不是针对任何报社，而是针对恶法与当局无理的干涉，如果其它主流媒体可以认识这一点，为何《星洲日报》不能？
《星洲日报》不是评论界或知识界的敌人，虽然其内部一些恶质的文化是。但这种恶质文化那里都有，没有必要只指向《星洲日报》。反垄断与争取新闻自由的评论人不是《星洲日报》的敌人，虽然存有私心或非理性，为反而反的大有人在，但这种人那里都有，《星洲日报》没有必要因这些人就否定所有批评的声音，或封杀所有与他们有关的新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国家的恶法！
网络媒体和主流媒体，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合作。如果同道相残，互相猜忌，精疲力竭，新闻自由在我国难有出头天。
我们最要命的敌人，恐怕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