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皆知，大马是个地处东西交通要道，享有绝佳地理优势和资源的富饶之国，且在独立时，也从英殖民手中接过一套还算上轨道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基础设施。

按理说，只要懂得善用地利，把握好天时及最重要的创造建立在法治之上的人和，这个国家应不难升级为高生活水平及品质的发达国。只是，现实是，一些天然资源贫乏、在1960年代人均所得落后于大马的国家，早已超越大马，而大马则尚在谈如何经济转型与升格进入高收入国，且成功的可能性也充满不确定性。

按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国的人均所得至少为1.2万美元或以上，而大马则在7000美元左右，尚有一大段距离（即便在2020年达到1.2万美元，届时标准也会提高）。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在更全面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方面，大马已被更多国家超越。在1999年，大马HDI的世界排名为第59名，然在2007年却已掉至63名，2008年更后退至第66。对自鸣得意的“有能之国”（Bolehland）而言，确是不小的打击。

自1970年代以来，何以大马日益被多国超越，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力（productivity）增长不够快，以及产业（industry）不能成功转型。尽管自1957年独立以来，大马便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与多元化，也取得一定的成就，惟出口与增长的素质（quality of growth）并不高，进而抑制了转型的潜能。

增长与出口的素质不高，可以从大马的产品进出口结构中一窥究竟。如自1990年代以来，资本货品（capital goods）如生产设备、机械与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如零组件、半制成品的进口便分别占约15%与75%，消费品等则只占不到10%。易言之，我国的出口是以来件装配型为主，许多中上游零组件、半制成品均得进口，本国只赚取偏低的人工装配包装等低增值酬劳费。

可以想象，这样的低层次、低增值的经济活动实在无法大幅提高国民所得。在2006年，大马还是世界第19大出口国，且以出口高科技产品（主要为电子、电器）为主，然而大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却名列第41名，而人均所得更低落至第77名。显见，工业化虽为大马创造了大量就业经济活动，也加速了社会重组的进程，然却是量大值低的有形缺神的工作；反观台湾、韩国与新加坡，其增长的素质就不一样，国民的所得也较大马高得多。

经济转型不成，国民收入难以大幅提高，外加上太多浪费，如政府采购弊端、巴生自贸区事件、贪污腐败普遍（根据利商特工队〔Pemudah〕的说法，一年所涉款项高达百亿令吉），都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尽管联邦政府的油气相关收入丰厚，近年甚至节节上升，已超过总收入的40%，可是自1998年以来，政府依然年年入不敷出，而且年度财政赤字对GDP比率达3～5%（见列表2）。此外，在2008年，联邦总债务已突破了三千亿令吉，占GDP的41%。反讽的是，连身为国油顾问的马哈迪也不禁要问：这几年来的的庞大油气收入究竟用到哪儿了？

表1: 部分亚洲国家人均所得（美元）及其增长率

以美元汇率而非“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名目（nominal）数据未经物价调整。

表2: 大马联邦政府对油气收入的依赖

资料：国油顾问马哈迪部落格，各年度经济报告书，第十大马计划书

我想，关心国策的公民更应追究，何以大马的“贪污印象指数”（CPI）会一下子落到第56名？像大马这样的中等发展和中等收入国家，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得靠人力资源与良好治理方成。若无法把单纯的人口、人力转化为有素质、有技能、有知识的人力资本，也无法把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法治（rule of law）与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搞好，是无法更上一层楼的。而这正好是当前大马的困境：一方面是高科技不行、低工资失色，他方面是法治与治理不佳。处于这种两边不到岸、眼高手低的尴尬处境的大马，正是在区域化与全球化下被边缘化的对象。

一个恶兆就是，近几年来，不仅国内投资不活跃，连国内的民间与政联公司（GLC）也大举向外投资（而非国内投资）。根据国家银行，在2006年大马的对外投资为221亿令吉，2007年为382亿令吉，而2008年则为502亿令吉，比流入的外来直接投资（FDI）还高！

众皆知，大马是个高度依靠贸易的国家，出口总额有时甚至高过GDP，而出口、投资与消费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匹马车。若三者皆不行，增长自然受挫，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政府收入走低。实则，在第八与第九大马计划，本来就计算增长率各为约8%与6%，可是实质上均未足标，第十大马计划恐怕也将是“许诺多，结果少”。若民间投资与消费再不振作，前景堪虞，而实施物品与服务税（GST）也将无济于事。

注：原载于2009年12月16日公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