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先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或以激扬文字，或以慷慨的言论，引用了孟子《膝文公下》的一段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来表示他那顶天立地的心志。一般人或许因此而忽略了比这段话更重要的前提，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儒家核心思想，以及“知”与“行”的关系。

宋代朱熹把“广居”解读为“仁”，所谓“广居”在这里并不意味是以物质打造出来的世界级百层大楼，更不是那些搜刮民脂民膏堆砌出来的皇宫帝殿，这些都是物质属性的实物，其存在都受了时空的囿限。“广居”应该是指超过时空的心灵抽象，它是归于精神属性的东西。其内涵概括了高深的人文素养，开阔的胸襟、浑厚深微的智慧，能使人站得高，望得远，不为任何翳障的隐蔽，因此才能够以“仁德”之心处理人际关系。传统上，一些智慧超凡的华人领袖对人际关系都是采用“推理思维”来处理，深信“推己及人”是实现“仁德”的根本途径。采用这种思维的儒者，常会很自发的反省，觉得自己若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同时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这样才能符合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

从不互相侵犯到“共荣”互惠

虽然乍看起来，这种约束性的处理人际关系，是具有负面的倾向，但却是实现“仁德”的最基本条件。一个人处世若能这样自律，至少他是不会去侵犯或伤害别人，或剥夺别人的权利。不过，儒家哲学的宽度却不止于此，认为这种自律虽好，也值得鼓励，但还是不够圆满。儒家的“仁”实际上是超越这种境界的，它会更进一步主动推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除了要与别人和平共处，不互相侵犯之外，也要带动与别人“共荣”而互惠，以求达至双赢的维度，因为他们坚信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人类天性，而唯秉承这种天性，社会才能永久安宁。

朱熹又把“正位”解读为“礼”，所谓“礼”就是一种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甚至包括了天地运作的规律，在这规律中儒者寻找一个最适当，最正确的位置来安身立命，从而化之成为一种信念或信仰。尤其是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旧的社会秩序将被新的社会秩序所取代，一切事物都得重新洗牌，在这时刻，先知先觉和身负重担的社会领袖就会出来为国家、民族重新定位，做好心理准备以便迎接未来，希望国家社会在矛盾动荡中减少冲击避免纷争，以便国家能在一个最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最大发展潜能。

以上所谈的“居广居，立正位”是知识观和精神活动进程中最先的两个阶段，当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又具备了圆融的人文素养之后，其思想和信念都会有所升华，对一切事物的感觉就会特别敏锐，而且会先知先觉，修养至此的儒者，深受儒家入世哲理的熏陶，秉承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自然就会想将自己的信念和抱负付诸行动去实践，而且这一行就是义无反顾去执行。所以朱熹将“行大道”解读为“义”就是以“行义”来完成了知行观的第三阶段。

至于要如何行呢？根据儒家道统，行大道就要循正轨，遵守道德规范，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办事，绝不能走旁门左道去做偷鸡摸狗之事，也不能投机取巧，毫无原则的只求个人利益，而将别人出卖，典当。因此孟子认为孙衍，张仪那一类的纵横家，虽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威力，但不能算是“大丈夫”，因为 “大丈夫”是以操守、人格、气节、人文素养等元素汇集於一身才能成其“大”，“大”并非地位，财富或名气来支撑和决定的。

冀华人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

林连玉先生所处的50年代，正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年代，当时亚非各殖民地人民，为了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都纷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争取独立，马来亚也不例外，毅然投进了这股洪流中。际此时刻，各族领袖在权衡了国内外的局势后，为了国家前途，找寻新的定位，自然也会为这新兴国家提出立国的观点。

林先生出生於世代书香之家，对中国儒家经典有很深厚的修养，同时博学多才，当时政府教育部官员，留英学者魏维贤博士初遇他时，就对他很钦服，说“他确实有甘地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不懂英文，也没留过学，可是思想很新。”确实是华社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他得到广大华人之信任，而推选他为华社主要领导人。林先生也明暸自己的职责重大，不能辜负华社的委托，因此在独立前夕，便积极的提出他对马来亚独立建国的理念。当时马来前锋报早闻其名，特地邀请他为该报撰写一篇开斋节献词，该献词题为《心里的建设》，目的是为各族做好心理准备，以迎接独立自主的国家到来，文中他向各族同胞提出二项基本要求：

1. 呼吁各友族与华族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把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主张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他深切希望华人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以马来亚为祖国，对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只能当作朋友。

他意识到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社会，民族矛盾是客观的存在着的。就是因为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他预言心理的建设若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一切意外纠纷是会不断发生的。

提倡共存共荣的概念

林先生的“共存”概念，其实就是和平共处的另一个表述，英语除了Co-existence之外，也意涵着 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既要生存，也得让别人生存。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是相去无几的，也是互不侵犯的基本原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这基本原则要求你不要从老远一万八千里之外来围堵我，或派飞机战舰之类的凶器到我家门耀武扬威，或进行什么侦察任务，我也克制自己不要到你的后庭院，设置几枚火箭导弹瞄准你。因为这都不合乎互不侵犯的原则。同样的从族群关系的角色看，我有我的基本权利教导和发展我的母语，并公平分享国家资源来经营它。你当然也有同等权利。大家不互相侵犯，维持和平共处之格局才能“共存”，如果你认为要靠压倒别人才能看到自己的成長，那么族群关系就变成了零和游戏，這種霸權文化即使再好，也好不到哪裡去。林先生一生耿耿于怀，而不願苟同的就是這種現象的出现，认为它是君临天下的征服主义，任谁都接受不了。

除了“共存”之外，林先生也提倡“共荣”的概念，他坦诚地承认当年马来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确实是比华族落后，但这局面都是殖民政府造成的。他认为天生人类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族群天生是比别人落后，因此他主张国家应制定一些措施来协助马来人以及居弱势的阶层，这种劣势并非是永远的，只要经过一段日子，有规律的去协助他们，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失衡就会被纠正过来。因此，他不同意将接受协助的行为当为永久的特权，甚至将他写入国家大法（宪法）内，这对暂时处于劣势的民族，非但是一种耻辱，同时也会使他们逐渐失去竞争能力。与友族就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向未来。而且无止境的这样协助下去，总有一天这跷跷板便会反过来偏向另一方滑落下去，而造成另一个新的失衡，把原属好意的协助变成了坏事，也把“立人”、“达人”的儒家精神滥用了。

追求一律平等的建国理念

在《心里的建设》里，林先生呼吁非巫人尤其是华裔公民，劝告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的旧思维，把“落叶归根”的旧思维，用“落地生根”的新思想来取代，他呼吁大家要把马来亚当作自己的祖国和第一家乡。他说：“人类是以求生为目的，生存的条件是与土地发生割不开的关系，祖宗血缘的关系反而浅了一层，我们对马来亚 “食此毛践此土”，子子孙孙定居于此已经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这种肺腑之言，在初时是有许多人都听不进去的，但在林先生以他个人在华社享有的威望，到处苦口婆心的劝告下，才有许多华人去申请公民权。

在上述心理建设的框架内，林先生一而再的强调华社要以“合理的要求，合理的步骤，坚决的态度”去斗争，实现我们追求公民一律平等的建国理想。他说：“我们不敢享受特权，只是要求合理的待遇，因为平等权利是天然应有的，并不须求哀乞怜，请人施舍。”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建諸天地而不悖”的原则。除了天地之外，我们也不必向任何人感恩报德，只要注意在诉求平等时，要采取合理的步骤，用非暴力的手段去推行社会的改革运动，以免授人把柄，借词瓦解我们的组织，并破坏我们要达致的目标，因此殖民政府当时虽把他恨之入骨，对他也无可奈何，反而独立后的民选政府对他却容纳不了，剥夺了他在未独立前申请到的公民权，让我国独立建国的历史中，留下一页最污秽的记录。

奉行知行合一的儒家要求

林先生上述言论，虽被一些人认为是消极反抗，但也有积极的一面，林先生提醒统治者，若他们以法律为名“创造一种型范，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肢解破坏，以求适合他们的口胃，我们就万万不能接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先生虽没出国接受西方教育，也没获取什么外国博士学位，他对西方的“法治”与“法制”的原则，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难怪当时殖民政府的白人官员会说他像印度的甘地。

最后到了推行自己提出的信念时，林先生是坚决的表示他的态度，而且是身体力行，不假手于人，为了履行他身为领袖的职责，他宣称上刀山，蹈火海，也在所不惜，他宁可让人家踏过自己的尸体，也不愿忍受人家剥夺我们的神圣权利，不容许人家伤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因此他托妻寄子，预立遗嘱，准备暴风雨的到来，为了 “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他矢言“不怕牺牲，避免牺牲”，可是统治者却把这两句话歪曲，作为剥夺他的公民权罪证之一。

无论如何，林连玉也不负众望，把公众付托他的事“做到不能再做为止”，因此，他才能顶天立地的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且觉得“胸中有浩然之气，天君十分泰然”。他宁愿舍生取义完成知行合一的儒家要求，把他那高山仰止的形象和为国家民族争取平等的奋斗的精神留给后人，他引述梁任公的话说“十年以后当思我”来表示自己信念的永恒，并很乐观的作诗曰：“己见长江腾后浪，不愁暴雨阻前途，平生著作分明在，历劫还新应不磨”来与后辈共勉，并坚信华教香火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