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抢眼
最话题
最新鲜
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的其他作品

大选欲来风满楼

去年底,独立民调中心发布它的调查结果,披露若在当时举行闪电大选, 国阵将能够重夺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此后,我国即将举行闪电大选之说就甚嚣尘上。

无可否认,民联成员党自308以来,曾犯上一些错误,其中尤以安华主导的916夺权计划、回教党部分领导人涉及与巫统密谈筹组“团结政府”事件(幸亏后来为该党代表大会所否决)、公正党出现不少变节分子和党内斗争不断、及未能落实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等大选承诺,最为人所诟病。

Last day of Abdullah Ahmad Badawi. Najib Abdul Razak takes over as prime minister in Putrajaya 纳吉政权则大耍两面手法,力挽狂澜。一方面,穷凶极恶,在非法夺取了民联霹雳州政权之后,又想通过委任亲巫统的州秘书来颠覆雪州民联的政权;此外,更把矛头对准安华,企图通过肛交案II及不断污蔑他背叛马来民族、宗教和苏丹等,决心把他 “斗垮斗臭”!

另一方面,则陆续推出各项经济转型计划(ETP)和“一个马来西亚”的各种花招,把首相包装成一个重视经济建设和民族和谐的“开明”首相,制造巫统是已经“回头”的“浪子”,妄想化腐朽为神奇,挽回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

由于执政党占有决定大选日期的特权,虽然现在离2013年国阵任满的日期,还有超过2年的时间,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第13届全国大选即将到来。大选来了,华团似乎还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

两线制:打破政治霸权的策略手段

“两线制”是在1986年,由以董教总为首的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提出并加以推动,主张以政权轮替作为我国民主化的策略手段,试图打破巫统“不容挑战”和“国阵不败”的政治迷思。

ling huang sheng book launch 120306 facade 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署理主席林晃升先生当时在《两个阵线制度和马来西亚民主》的讲稿中曾经指出:

“全国民权委员会所倡议的两个阵线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地发展。因为只有当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阵线时,当权的一方,才会表现得比现在更加民主,更加开明,人民的意愿才会更加受到尊重。”

在全国民权委员会的倡议和推动下,“两线制”的概念逐渐被各在野党所接受。历经5届大选(1986至2004年),在野党先后以“人民阵线”、“回教阵线” 、和“替代阵线”等松懈的政治联盟与国阵对抗,由於政治理念差异和缺乏统战经验,结果分分合合,无功而返。

直到2008年第12届大选, 才平地一声雷,出现308政治大海啸,“人民联盟”(民联)一举夺得5州政权和打破国阵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奠定了两线制的雏形!

政权轮替是两线制的前提

两线制是以政权轮替作为前提。正如台湾当年的政权轮替,是以民进党取代独裁的国民党作为前提一样;在我国,政权轮替的前提则是国阵必须被取代。

现在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或许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这并不等于说,当年民进党取代独裁的国民党,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没有必要和不具意义的。同样的,国阵到底也是一个已经统治我国超过半个世纪的独裁、腐朽与种族主义的政权,它的终结,无疑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必须条件。

正当两线制越来越获得支持,有望成为终结我国巫统/国阵独裁政权的策略手段的时候(不排除遭受暂时挫折的可能),任何自以为“政治正确”,以“左”的或“进步”的姿态,批判民联和国阵只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的差异,或武断地认为“照搬发达国家各垄断财团之间坐地分赃,轮流坐庄的所谓‘两线制’,不应该是我国人民的选择”(见阿川《珍惜历史,明确方向》,〈燎原之夜纪念特刊〉)之类的政治“高调”,在客观上只能起着混淆和分化作用,帮助国阵延续其独裁统治。

前进或倒退:6%定大局

来届大选必定是空前激烈的。因为一方面,民联有意夺取联邦政权,俾便推展它的改革议程;另一方面,国阵为了力挽狂澜,也必定会出尽法宝, 力争重夺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以消除它倒台的危机。

hulu selangor by-election voting day 250410 voting 统计数据显示6%的选票转移,就将决定江山大局。如果民联取得比上一届多6%的支持票,它就可以获得简单多数席位打倒国阵,第一次在我国实现政权更替;同样的,若国阵取得比上一届多6%的支持票,那么就意味着它将重夺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执政,逃过被取代的命运。

由于民联本身的过失和弱点,以及纳吉政权全面反扑,无所不用其极地操弄两面手法及舆论,使民联穷于应付。民联的支持者开始担心,一旦安华入狱,潜伏在民联内部的各类机会主义分子者,可能就会趁机落井下石、制选事端与跳槽倒戈等。更令人担心的是大选过后,我国的政治形势会不会倒退到308之前的格局——国阵重夺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

其实,安华即使入狱,只要不被击垮,反而可能加强他作为民联精神领袖的地位和魅力。此外,部分潜伏在民联内部的坏分子,包括议员和领袖若被收编,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因为它也间接地整肃了民联的队伍。因此,只要民联各党领袖、干部、基层和广大各族支持者,能够站稳立场,继续奋斗;那么,一时的挫折或倒退,并不能阻止政权轮替的最终实现!

从“中立”看董总的政治转向

如果说在1986年,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民权委员会,就能够比政党更具前瞻性地倡议和推动两线制;1990年林晃升先生为了响应民权委员会“加强反对党,促进两线制”的号召,还亲自发动“民权起义”(沈慕羽语),带领26位华教人士集体加入行动党 ;时至今日,为什么当民联与国阵即将力争6%支持票的转移以确定两线制成败的关键时刻,华团反而落在群众的后面,需要探讨怎么办呢 ?

原来在90年代初,以林玉静为主席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简称堂联)及易名之后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都逐渐乖离15华团属下全国民权委员会倡议与推动两线制的立场,以迎合当权者。为了推行其亲政府的所谓“协商”路线,林玉静领导的堂联首先在1991年向民权委员会开刀。他们以不合法,操作有问题,人选有问题等罪名加诸民权委员会身上(与现在林连玉基金被诬指的罪名是何其相似呀!),然后强行改组藉以清除异已(当时被消除的包括饶仁义、柯嘉逊和笔者等人),并冻结它的活动使之名存实亡!

new era college 131108 the stone 01 无论如何,董教总还是站稳维护华教与民权的立场。在1999年大选前,仍然领导各华团提出大选诉求,并获得当时朝野政党的认同和支持,使民权获得伸张。两年后,国阵秋后算账,向诉求工委会,主要是郭全强主席施压,迫使工委会把被巫统认为有问题的有关条文加以搁置。

国阵政权在诉求事件上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公然打压,而华团领导机构在高压下无原则的妥协,可谓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到了2004年大选之前,郭全强有如惊弓之鸟,宣布“中立”以求苟安,不准备提出任何诉求。郭主席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维护华教与民权的斗争,断送了林连玉、沈慕羽、林晃升等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敢于抗争的精神和传统,令“亲者痛,仇者快”!

董总在促进两线制“交白卷”

叶新田在2005年就任董总主席后,仍然延着郭全强政治转向后的道路继续滑下去。在308政治海啸之前,除了以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兼董总主席身分到马华大厦,在马华领导层列席及当时的雪州州务大臣的见证下,与丰隆集团签署新纪元学院新校园“重新动工备忘录”,隆重地上演了一场“政治秀”之外,董总对促进我国两线制政治格局方面的贡献,说它交白卷也并不为过!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叶新田竟然进一步效法林玉静,假借各种人事矛盾或行政理由着手清理门户,一意孤行地坚持重组董总秘书处和新纪元学院行政部,先后清除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及其团队,以及新纪元院长柯嘉逊博士及其行政团队,引起严重的反弹,最终导致华教队伍甚至左翼的大分裂。

hua zong fang lue  20 year plan of action 必须指出,不论是林玉静当年对付全国民权委员会,叶新田改组董总秘书处和新纪元行政部,还是最近华总主席方天兴解散《20年行动方略》秘书处以达致腰斩它的目的,不论表面理由是什么,其背后都同样具有迎合当权者的动机或隐议程。

其实,林玉静与方天兴会采取“迎合当权者”的立场,而郭全强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妥协”,都是不难理解的。但从社会基层及左翼出身的叶新田,也与这些人为伍,决心清除敌人无法对付的,华教运动长期培养与累积起来的两批主干力量,而且还获得某些由前左翼人士组成的联谊组织的护航。这种价值颠倒,是非不分的乱象,除了不可思议之外,对华教运动与左翼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与影响,无疑将是十分重大与深远的。

“超越政党”非逃离政治借口

全国民权委员会当年提倡两线制,林晃升先生发动“民权起义”以“加强反对党,促进两线制”,都是在“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华团倡议和推动两线制,就是“关心政治”/ “不超越政治”的具体表现。而“超越政党”,是指华团本身并不参政,或政党化,或在组织上与政党结盟或沦为它们的附庸,失去本身的独立性。

lu ting yu commending event 270908 ye xin tian 叶新田不断指责有人要使董总“政党政治化”,要迫使董总领导人为“政党站台”,甚至与“政党结盟”。不这么做,就是“去政治化”,就是“被收编”等等。我想这是言过其实的。

其实,郭全强与叶新田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延续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升等华教前辈的抗争精神和传统,主张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不可在大选前提出任何诉求。这种“去政治”或逃离政治的作法,可能导至华团领导机构由倡议和推动两线制,逐渐转变到“迎合当权者”的立场上去,使两线制沦为华团的弃儿。

从308政治海啸,多场补选的成绩和一般舆论看来,华社支持政权轮替的两线制是越来越明显的。但是,“超越政党”若被理解成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那么所谓华团领导机构,岂不是在政治上反而落在群众的后头,成为群众的“尾巴”和前进的绊脚石?

关键问题:谁将挺身而出?

董教总的立场尚且如此,华总、商联会、七大乡团等主要华团,大概都会以“超越政党”作为明哲保身的护身符,很难寄望他们对促进两线制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和贡献。相反的,这些主要华团甚至可能以华社代表自居,欣然配合政府在大选前大派“糖果”和“一个大马”开明政治秀的落力演出,制造华社支持国阵的假象。因此,华社首先必须关注和确保其代表权不被骑劫和滥用。

更关键的是,华社支持政权轮替的普遍愿望,必须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采取适当的策略和行动去影响选民的动向,确保两线制获得更大的支持,而不是倒退到308之前的政治格局。

换句话说,在这关铤时刻,必须要有华团领导机构敢于挺身而出,继续领导华社和各族支持两线制的力量相结合,为最终实现政权轮替而奋斗!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