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百具尸体、五百具、一千具尸体躺成一堆，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经历过这种事，却能够──除了少数暴露人性弱点的例外──面不改色，这才使我们变得强硬。”──辛姆勒，在1943年对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綷党卫军首领讲话。

辛姆勒说出了現实的殘酷与殘忍，除了少数人在面对血腥暴力时不会有正常情绪反应外（就是辛姆勒所谓的面不改色），多数人在大屠杀的场面，都会极度吓到，震惊，不知所措，甚至呕吐脚软，即使他们是行刑者。

这是Daniel Chirot 和Clark McCauley著作的《为什么不杀光》书中其中一章节提到的。

诉诸情绪责任感来驱使部下

作者就问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能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他们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礙？因为，据说辛姆勒第一次目睹屠杀犹太人的场面时，他就当场呕吐了。

“只要把杀人变成例行公事而使动手杀人者变得麻木，或者利用訓練，利用有效组织，就可克服这种反感；厉害的领导者会诉诸部下的情绪和责任感，使部下做出殘忍的行为。”

成吉思汉的蒙古鉄騎屠戮是历史上有名的，由于蒙古军会依据割下多少死人耳朵做为军功证明，这也是催使部下变成杀人机器的其中一种方法。

服从命令最后导致认识失调

另外，执行屠杀犹太人命令的纳綷军人，会在行动前喝大量酒壮胆，上级再对军人施以威迫利诱，杀过几回之后，杀人变成麻木了，再杀多人也不再是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上级下命令，由于必须要服从命令，即使射杀对象是平民而不是敌军，所有的罪惡感都由借由“我是服从命令”最后“认识失调”而合理化了。

作者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不必认为參与大规模杀害平民百姓的人，是心理不正常的。认为不正常的人才会做这种事，甚至可能会误导。其实，只要环境对了，把相当高比例的正常人变成集体谋杀犯，不是难事。因为，杀人可能引起的嫌惡感，为被杀者设身處地，对被杀者的亏欠感，都是可以克服的。”

军人接受命令成屠杀刽子手

从这一点來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利比亞狂人卡达菲能够为了捍卫本身的独裁政权，不惜下令军人向平民开火，而军人竟然服从指令。

事实上，早在２２年前，就是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同样的向平民學生开火，同样的血腥鎮压，当年不也有多少人失声哭喊：为什么人民子弟兵，竟然向人民开火？

一句话，因为上级有命，因此军人也就成了大屠杀的刽子手。

下令屠城并非只是狂人所为

不要以为只有不正常的领导人才会屠城，正常也越就冷静的领袖，为了政权宝座，依然视百姓为草介，长出头了就要割。

因此为了维护政权，而下令军人屠城，消灭反对者的领袖，不只是被美国形容为“狂人”的卡达菲，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只是，当年下令坦克车开进北京城，下令军人向平民學生开火的领袖，今天却继续为人们所颂扬，甚至有人还会说当年鎮压有理。

剩下的都变成馴服的羔羊了

馬家辉在2004年写的《被软禁了十五年的人岂只有赵紫阳》一文里，就说：“六四之后，中国人的诸种要求高速集中到经済发展的大目标上，我们彷佛陪着赵紫阳被精神软禁，那热情的渐变冷漠，那昂揚的顿变沉默，我们开始相信一切先別谈，一切等富起來再说，一切等达到了小康再说，于是，口号与要求此从变得低调务实，在六四至今的十五年里，我们把经済视为唯一合法竞技平台，只愿在此之上沖刺奔馳，日思夜念跟国际接轨，对此以外的政治理想闭目不顾，有如捡一根枯枝在沙地上划出一个非常工整的四方形，然后告诉自己，这便是天下。”

大屠杀不只是消灭对立的有形肉体，其实还包括在精神上消灭了人们的政治理想（手法更多）。而在精神上自我软禁的人们，多少也跟执行屠杀令的军人一样，会经历一阵罪惡感，不舒服感，但渐渐经过“认知失调”的心理调适后，也就合理化自己的想法了。

回到这问题，为什么不杀光？因为，剩下的都变成馴服的羔羊了，何必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