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洸铭

当我们在说反歧视时，自然地隐含一套价值评判标准，但一旦遇到这个判准还未能被普遍接受，特定的评判标准反而成了互相指责独断的证据。

如国内对同志的态度，一位强势的歧视者会认为同志的存在并不在歧视或非歧视的关系中，而是根本价值上的错误，而一位弱势的歧视者会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喜恶或价值信念，无需动挪“歧视”之名。

对于前者的批评，必须回应其批评的立足点，这里暂且不谈，特别提出的是后者，因为他反而是以捍卫多元之名而存在，即不能允许以“反歧视”之名来侵害个人信仰与价值。

自由就是不“影响”他人？

我们或许可以从公共与私人领域之别来辩解：由于在涉及公共事务上，一己的喜恶不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方式，而他人的价值也并非能通过公投来决定的。但是，在非公共事务上呢？如我不反对同志婚姻，但我坚决不让同志步入我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