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文：王慧仪、刘嘉美

上月，柔州外籍工人爆发一连两宗集体行动，一时间引起全城热议，而媒体与官方往往将问题矛头指向工人，直指是“外劳骚乱”。

事隔一周，我们前往当地访问工人，从他们的亲身经验和角度来了解罢工背后原委、日常面对的待遇问题等，以还原“骚乱”事件中一些被忽略的重要细节和实况。

上下班时间，工人在厂门口络绎不绝，一脸的疲惫无神，在日复日，每天12小时的工作下，工人们疲态毕露。工厂仍如常运作，就如公司对外发出的声明一样：“业务不受事件影响”。

只是，管理人员明显对外头的动静更为敏感，我们站在厂外，他却驾车迎来：“你们是谁？在干嘛？我是这里的管理！”未来得及响应，他便扬长而去。

不过，也因此，我们更体会到，为何接触到的工人都有一种共通性：渴望表达但又充满恐惧，一种从未有人关心过你的工作与生活下，急切地表达，却又反复要你保证：“你们不是工厂派来的？不能透露我们的身份啊！”

不公制度才是真正凶手

外籍劳工来马工作，同乡网络几乎是唯一能依赖的支持渠道。说回罢工的导火线是始于一名尼泊尔工人因延误治疗而病亡，这几乎是工人皆知的事。

这名同乡的事燃起了工人们的怒火，他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马来西亚打工，放弃了熟悉的母国文化和生活日常，忍受与亲人分离之苦，无非是希望能改善生活，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但，谁知道，最后竟是客死异乡。

社会不会惋惜一个外籍工人的死亡，即使他原来是可以救活的，但谁会关心呢？移工不过是去人化的劳动力，反正劳动力源源不绝，他们都是可替代的。但，我们始终不能抹去的事实是：移工之死，与整个排他的医疗体制、恶劣的生活环境、不人道的管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工人死亡并非偶然，也非他个人的不幸，不公平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凶手。

生病请假却受厂方重罚

同乡回忆起：病逝的工人在死前数天，病情已不断恶化，后期，他曾向主管提出请假的要求，但不被接纳。其他同乡看他再不送院就捱不下去，于是送他到外面医院求医，可是，在送院期间，他终究还是捱不过来，就这样死去。

如果说工人的死因是工厂的管理制度和排外的医疗政策，并不为过。同厂工人们都说，即使患病他们都难以请假，几位在场工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起请假的经验，有的因为生病无法上班，在宿舍睡了一天，隔天回到生产线，管理惩罚他接下来的整个月都不用来上班了，工人茫然，接下来整月的收入都没有了，依靠同乡接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法则。

停工一个月成为了工厂约定俗成的惩罚方式，这对拮据的工人来说是莫大的惩罚，因此，不管如何，他们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缺席上班。

移工就连床位也要轮班

在当地人的引路下，我们来到工厂附近一带的双层店铺，该地区大部分的店铺已经是接近闲置的状态，厂方正好利用这些空置店铺改为员工宿舍用。在我们踏进宿舍，里头都是一片昏暗，空气混浊，在这个密闭、拥挤的空间，空气中散发着阵阵霉味。

工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奇怪的访问，也甚为友善，即使我们打扰了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他们也乐于接待我们。

他们都是一群来自尼泊尔工人，一问之下，才发现有的才刚到廿岁，年纪稍长的也不过三十出头。他们来马有两年至五年不等，从他们马来语的流利程度可猜出他们来马的年期，这些年青工人平日就共享这个环境甚为恶劣的生活空间：24人共住一室，上白班的工人早上出发上班时，夜班的工人就刚巧回来睡，工作是轮班制，连床位也要轮班。

床位也只是木板，或放着一些炊具和个人物品，没有窗户、没有电风扇、陈设极为简陋，说是宿舍，其实更像是集体囚室。在资本眼中，工人住宿是成本计算，不是居住权利。

最低薪制与人头税双压

这些年青的工人都是首次离开母国，都异乡寻找机会。除了是因为生活而被迫离国的无奈外，他们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和想象。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一个实践理想的机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学点技术，把钱寄回家，帮补自己的家人。

这解释了为何他们选择负重债来支付高额的中介费，然后再从每月工资中扣款偿还债务。

今年年初，马来西亚开始实行每月900令吉的最低薪资制，外籍工人虽能享有最低薪资的保层，但是他们所背负的债务往往恶化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再加上各种扣款，实际所得也压缩了许多，造成他们生活上承受不少经济压力。

加上，我国也开始转向对外劳收取人头税的措施，规定制造业和建筑业外籍工人每年必须支付1250令吉，使原本该有雇主承担的人事成本却转嫁到外籍工人身上，而雇主得以直接从外籍工人的薪资直接扣除，就像我们接触到的工人，也纷纷抱怨说每月要扣除100余令吉的款项，就是这项人头税的措施。

高压羞辱式管理掀反抗

如果同籍工友之死是集体行动的导火线，那日积月累的恶劣工作环境和高压管理，就是行动背后的最主要原因。

这些为知名品牌代工的工厂，为了赶及产量，多会设定严格的产量要求。在场工友指出，他们负责组装的零件，需要每三秒完成一个指定作业，如果工作出错，主管甚至将工人的照片将会被贴在厂房的墙上，如公告般登上黑名单榜；又有工人因工作期间聊天后发生争吵，主管即将两人带入房间进行鞭打以作惩罚。

以羞辱方式进行高压管理，似是工厂的管理方针。在紧接着发生在古来新威工业区的第二场罢工，正是工厂持续羞辱工人下的结果，但这次不同的是工人不再容忍。

如媒体上的报导所说，工人第一轮行动是始于同乡病死，而古来新威厂房的第二轮罢工则始于公司的不合理惩罚：主管要求有份参与罢工的工人互丢约重7公斤的沙球，对方如未能接住沙球，就被一旁的主管踢打。目睹的工人难忍其他工人被如此对待，于是便发起罢工；而从罢工演变成焚烧，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谈判过程未达成共识，警察与镇暴队向罢工工人发射水炮与催泪弹，工人的行动才被激化。

本地工人同样满腹抱怨

在各方把矛头指向工人的行动过于激烈，却鲜有人知道工人有何诉求，期望行动能达到什么目标？在场工人说到他们共有6项诉求，包括：（1）基本薪金由原本的900元提高至1200元；（2）取消不合理扣款；（3）周六的加班费，应以平日工资2倍计算；周日的加班费，则应以3倍计算；（4）如有工人死亡，工厂需以该工人三年总工资作为赔偿；（5）管理人员需立即停止虐待工人；（6）改善宿舍环境。

一次有诉求的工业行动，却被扭曲为肆意破坏的骚乱。工人们指出，行动过后也不确定会有什么改善和变化，他们只是看到部份参与工人陆续被捕。被抓去拘留所和遣返回国成为了一道紧箍咒，这使得他们不敢再有什么进一步行动。

这次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尼泊尔籍，也有部份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工人，所以让我们误以为这只是属于外劳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刚抵达工业区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本地工人，他们对工厂同样充满抱怨：工资太低、没有福利、厂房内的粉尘很大等等。

一名本地工友工作多年，因无法接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后转工至其他工厂，这才发现新东家也是承接原公司分判出来的工作，情况也没什么改善。来接她下班的丈夫同样有很大怨气：公司不安排交通、也不给交通津贴，使他得每天接送妻子上下班，这对于一个双职的基层家庭来说，是个吃力的负担。

遣送回国成为控制利器

这不是一宗只与外劳相关的事件，实情是，本地基层工人对劳动待遇同样不满，就如工人所说的，以前工厂雇用较多的本地工人，但因为待遇太差，本地工人都不愿意继续逗留，工厂才开始以外籍工人来填补空缺，而慢慢形成了外地工人比本地劳工更多的局面。

这是整体工人面对的问题，并不只局限于移工，只是在现存的制度下，“外籍”成为了身份上的弱势，使资本能更肆意地对他们进行剥削。正如许多人不解，要是工厂内真有虐待工人事件，何以工人会默默忍受不反抗？因为将他们遣送回国成为了架在移工颈上的利器，只要不听话、反抗、逃跑，就可能被解雇、被撤销工作准证，那移工们不但失去工作机会，也无法偿还中介费，因此，他们只能选择乖乖听话。

由于规定的限制，移工的劳动处境并不能像本地工人一样遇到不满公司福利待遇还有协商或“不打东家打西家”，另寻工作或雇主；加上高额的中介费或借贷必须偿还，使其劳动处境被制度所捆绑，动弹不得。资方能够对外籍员工任意的使唤、增加其劳动强度，资方从中创造出短暂、稳定、高生产的劳动关系，进一步得到更大的利润。

激烈抗争源自求助无门

外籍工人被视为廉价、好用的生产工具，在于缺乏他们都被大马整体社会环境所排挤、他们处于低水平的生活条件，缺乏生活育乐、保健，无法享用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政府或资本家无需承担其再生产的需求，包括；不得携带家人、不得与本地人或外籍人士结婚、以及社会救济等等。

或有论者指，即使接受工人的处境应相应改善，但却不能姑息工人过于激烈的行动。但，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工人的行动是如何被社会现实与不合理的制度一步一步地推向激进化？

受访工人向我们展示的劳动合同中，清楚列明工人不能参与工会与罢工，也不能与本地人结婚。资方对劳动者的控制，从工作的领域延伸至私人生活及社交。不能加入工会，更使得工人无法加入能代表他们的组织，在面对各种不合理的状态时，只能独自寻求解决方法。

在异乡，又缺乏求助的门路，即使向政府的劳动部门投诉，也鲜有跟进行动，当所有的伸诉管道被切断，工人就陷入了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困局。这也解释了为何工人的行动会被激化，行动的升级往往代表着寻常的方法无效。这既是日常面对不公所积压的情绪，也是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所导致的结果。

消除劳资地位悬殊不公

回到具体问题上，要知道的重要事实是，工厂有错在先，长期虐打工人、以严厉的惩罚对待请假的工人、又拖延患病工人的治疗机会而最终病逝，以及上述的诸种劳动待遇问题等，然后才有工人的集体行动在后。

如果只看到工人焚烧厂房和汽车，却对引致工人行动背后的不公平结构视若无睹，那恐怕无法全面地理解事件的本质，以及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由始至终，工人的诉求和处境没法表达，遇到问题又没有解决途径，又同时要求他们能服从地驯服在这样的劳动体制之下，这是不合理的预期。要达至较为健康的劳资关系，前提条件是两者的地位相应对等，但长久以来，劳方过于弱势，完全缺乏与资方谈判的机会和筹码，劳资共融的和谐局面只能是虚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