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嘉美

年多前，七月的清晨，阳光依旧猛烈，来到墓园，入口早已挂起黑幡，“为明福伸张公义”，我与友人一家走入墓园，时间还早，趁着人潮未至，我们来到墓埤前，感念故人生前点滴，友人小孩忽尔一问，“明福叔叔为什么会死呢？”我心里泛泪，看着孩子澄明的眼睛，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是被害死的”，但我终究忍住没说出口，孩子母亲说：“是从高楼堕下而死的。”这却引来小孩更大的不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句句“为什么”是不解也是质问，所有关心明福案的人，无不提出了一道道问题，可是，至今，答案仍是未明。这番无尽的扣问，如同打落在空墙，只剩得一声声空洞的回音。

后来，赵家来到，除了熟悉的丽兰和父母，明福太太苏淑慧与孩子尔家也来了，小小的尔家在墓碑前，轻声说着：“爸爸，吃饭”。

政治迫害粗暴又接近

临别，我特意上前和淑慧道别，其实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只感到与她莫名的亲近，在明福出事之时，我的伴侣和明福一样，同为民联议员的年轻政治助理，他和明福常在雪州大楼碰面，工作上屡有合作。明福之死，于我的冲击既是体制的，也是个人的。国家机器能如此不择手段地打压反对党的证人，过往，我们说的什么风险评估也不过徒然，政治迫害可以来得这样粗暴又接近。确实，无人能安然置身于外。

明福的冤案还未昭雪，中间经历了漫长磨人的法律程序，从“悬案”到刚刚九月份上诉庭推翻悬案的判决，这得来不易的进展，既是赵氏一家坚持苦撑的成果，也是许多民间力量和律师一路的情义相挺，才能在这艰难的局面中撑出一道曙光。

明福案考验大马法治

如果说明福的牺牲，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何种意义？我想，首先是激起人们重新去思考马来西亚的法治在经历着怎样的考验？按理，政府依照法律施政，格守程序正义，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被侵害，所以当政府的滥权，权力无法制衡，那司法就是保护人民权利免被侵害的最后防线。因此，法治的真意是防止政府滥权，可是，从明福事件，可见执法部门为了达成其政治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的迫害无辜的证人，完全视法治于无物。

一直以来，警察滥权，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边缘群体与政治异议者。只是对于前者，外劳、无证者、性工作者、游民等等，他们不曾出现于公众视野中，以至被彻底的忽略，他们即使常被警察骚扰，甚至扣留所死于非命的疑犯，他们都鲜少得到社会的关注。而针对后者，不管是内安法时期，可以不经审讯将异议者长期扣留，还是今天煽动法令横行，政府可以毫无准则的以言入罪，这都是性质相同、方法各异的打压方式。

明福离开的五年多以来，政治迫害从没有停止过，它只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扣留营的酷刑逼供、煽动法令的滥捕、大专法令对学生的打压……对于当权者来说，这毕竟是最好用、最廉价的手段。他们既可以一面以保护治安、维持稳定来合理化他们的滥权行为，同时又可以借用司法程序来瘫痪反对力量，使民间团体都忙倒于重重的司法争议中。

不幸的他们并非少数

很多人误以为明福以及其他死在扣留所的冤魂，同样都是社会少数不幸者：明福以证人身份接受调查却最终离奇死去。对，他们确实是不幸的，但他们不是个别的、例外的、与我们无关的受害者。

别忘记，政治迫害所造成的代价是集体的：使反对力量消音、使异议者畏惧，使人们在说话行动、参与政治活动时，必然经历重重的自我审查，评估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后果。结果，许多珍贵的价值和意见都被扼杀，整个社会落得空洞无物，人们被驯化成去政治化的经济动物，失去了捍卫道德价值的勇气。

系列文章一： 从悲愤到民主深耕

编按：此为“人权放光明．民主谋幸福”马来西亚赵明福民主基金会创会筹款晚宴系列文章之一。欢迎浏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