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泉先生根据独立史实指出，所谓“社会契约”不是“万年法”；我深表赞同。“社会契约”在马来西亚语境的用法，其实与它在政治哲学中的本意大相径庭，我们或许更应挑战这种解读，争回真正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本意

把“契约”用于社会政治事务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帕拉图的《理想国》；“社会契约”的现代意义则主要出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4-1704）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三人。生逢英国内战的霍布斯认为，人在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生因而‘孤独、恶劣、残酷、短暂’。为了生存，个人组成社会，把权利让渡给强势的君主（利维旦Leviathan）以维持秩序。

较晚的洛克遇上英国光荣革命，认为权力不受节制的政府必然会滥权。个人之所以愿意加入社会契约，是为了促进本身利益。当政府违背公民利益时，公民便有权改变甚至撤销契约。在70多年后的法国，卢梭写了《社会契约》一书，提出‘公意’的概念，认为社会契约的内容是个人的权利与责任，而国家不过是为执行契约而成立的机制。他同样认为社会契约不是卖身死契，内容可以由立约者改变，但是权利增减，责任相随。

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分别代表、影响了西方社会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国家的观点。社会契约的立约者，都一方是个人，另一方是国家。扩散出去，社会契约规范的始终还是团体与个人。用商业契约来比较，这是公司与股东的契约，不是股东与股东的契约。

种族可以立约吗？

马来西亚版本的社会契约，在两点上偷天换日：一、立约者；二、契约内容。立约者从纵向的个人与国家，变成横向的族群与族群。问题是：族群可以立约吗？按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逻辑，族群如果可以立约，那么族群之内必然还有社会契约，因为立约的最低层次应该是个人。

在独立前的马来亚，马来族、华族、印族有立约的资格吗？族群是可以立约的，如果他们是明确的政治群体、有明确的政治代表，譬如和美、纽殖民地者签约的印第安人、毛利人。在19世纪的马来半岛，马来酋长和华人甲必丹都有资格立约，因为当时的社会的确是以族群为单位。可是，战后、独立前的马来亚，马来族、华族、印族并不是自治的族群单位，并没有斐济和波黑各族群个别的选民册；谁能代表马来族、华族、印族来签署契约？

论者或者要问，巫统、马华、国大党不是在1955年自治政府大选中得到民众的压倒性委托，在52席中赢得51席吗？当然，可是这意味着巫统就等于马来人、马华等于华人、国大党等于印度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一，有二成的选民投选回教党、劳工党、国家党、霹雳进步党、霹雳民族协会、霹雳马来联盟，或者投了废票；如果联盟三党等于巫华印三族，那么这21万选民是契约外的第四族吗？第二，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所得到的选票肯定不只是本族人。

如果1955年大选结果是所谓族群契约的依据，那么，该契约的立约者不是马来族、华族和印族，而是124万合格选民或者100万投票选民。尽管他们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同是以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的身份立约。用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这只是立约的一方而已。另一方呢，自然就是马来亚国家。

契约内容是宪法整体

社会契约既然是国家与公民的契约，阐述的既然是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很明显的事，那契约便不只是第3（国教）、第14-31（公民权）、第152（国语）、第153（马来人特别地位）等几条，必须包含整体，尤其是直接规范国家对基本权利保障的条款：第5（人身自由）、第8（平等）、第9（禁止驱逐与行动自由）、第10（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第11（宗教自由）、第12（教育权利）、第13（财产权）等。

因为立约者是全体国民（由选民代表）与国家，所以一直得到更新；其内容也作过近700多次大小修订。修改契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要问的只是是否符合程序而已。讨论修订的自由根本就是契约的一部分（第10条）。

还我契约

族群契约论，其实在建构“巫统=马来人，马华=华人，国大党=印度人”的历史误读，并且让这三党（实际是巫统）垄断修订的权力。它更重要的后患是，一方面通过以族群为立约单位，铺陈族群利益冲突的必然性；一方面回避原来个人与国家的张力，降低我们对国家的防范，甚至贩卖支配国家以打压其他公民的教条。对国民团结的破坏，莫此为甚。

国家独立48年、成立42年之际，我们应该讨回对社会契约的正确认识与完整引述。第一，没有族群立约这回事，最初的立约者是1955年的选民与马来亚联合邦。第二，社会契约是完整宪法，不容肢解。下一次，我们反对《内安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争取地方政府民选时，请记得喊“尊重社会契约！”如果社会契约被断章取义成族群之间的妥协时，沉默者和喧嚣者同样有责。

第三，让我们加强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认识；谁与全体马来西亚公民有先天的利益冲突？答案是马来西亚国家，不管是谁当政府。长久以来，所谓国民统合的努力，都在强调和谐，有意无意避谈国家与公民的冲突。向国家 (the state)争权利，构建一个谁也不被谁欺压的多元秩序，或许才是建设民族(the nation)的必要途径。

眼前浮现美国独立思想先驱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的名言：“政府，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必要之恶；在最坏的时候，则是无可容忍之恶。”(Government, even in its best state, is but a necessary evil; in its worst state, an intolerable one)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如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