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4月22-28日有一个专辑，讨论网志、wiki、podcast、metaverse等“新媒体”。所谓“新媒体”，“新”不在于“网络”或“无线”这些技术介面，而在于生产模式：人人都可以生产内容，因此，颠覆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分野。按照这个定义，诞生不足一年的《当今大马》中文版、《独立新闻评论》其实都是旧媒体，反而是5年前面世的《自由媒体》可以算是大马中文新媒体的先锋。

说新媒体标志着革命并不为过。15世纪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散播，让书本得以大量复制，让大众成为知识、资讯的消费者，打破了修道院和教士对知识的垄断，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民族革命等翻天覆地的变化铺路。今天的新媒体则进一步“赋权”大众，让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资讯的生产者。这种变化有多大？微观地看，中学生剪剪贴贴作壁报的时代过去了（陈慧思语），发泄要靠在公厕墙壁上涂鸦的时代过去了。宏观地看，网络上有了无量的海德公园，有话要说者竞争的不再是自由言论角落那唯一的肥皂箱，而纯粹是无数肥皂箱前可能出现的群众。

《经济学人》称新媒体之为“参与性媒体”，让人不禁想起“参与性民主”。事实上，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未尝不像非政府组织之于政党。从一个角度去看，新媒体的内容就算都是风花雪月，就像就算社团一味回避政治，他们的存在对民主化仍旧胜于不存在，因为他们还是增进了多元化和社会资本，让当权者不得不提升管制技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新媒体虽然潜能无限，要为传统媒体所不能为，却恐怕和想要超越政党功能的非政府组织一样，会面对至少三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