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4月22-28日有一个专辑，讨论网志、wiki、podcast、metaverse等“新媒体”。所谓“新媒体”，“新”不在于“网络”或“无线”这些技术介面，而在于生产模式：人人都可以生产内容，因此，颠覆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分野。按照这个定义，诞生不足一年的《当今大马》中文版、《独立新闻评论》其实都是旧媒体，反而是5年前面世的《自由媒体》可以算是大马中文新媒体的先锋。

说新媒体标志着革命并不为过。15世纪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散播，让书本得以大量复制，让大众成为知识、资讯的消费者，打破了修道院和教士对知识的垄断，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民族革命等翻天覆地的变化铺路。今天的新媒体则进一步“赋权”大众，让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资讯的生产者。这种变化有多大？微观地看，中学生剪剪贴贴作壁报的时代过去了（陈慧思语），发泄要靠在公厕墙壁上涂鸦的时代过去了。宏观地看，网络上有了无量的海德公园，有话要说者竞争的不再是自由言论角落那唯一的肥皂箱，而纯粹是无数肥皂箱前可能出现的群众。

《经济学人》称新媒体之为“参与性媒体”，让人不禁想起“参与性民主”。事实上，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未尝不像非政府组织之于政党。从一个角度去看，新媒体的内容就算都是风花雪月，就像就算社团一味回避政治，他们的存在对民主化仍旧胜于不存在，因为他们还是增进了多元化和社会资本，让当权者不得不提升管制技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新媒体虽然潜能无限，要为传统媒体所不能为，却恐怕和想要超越政党功能的非政府组织一样，会面对至少三个限制。

挑战一：威权体制

第一个挑战来自国家。威权国家既防旧媒体（与政党）如防川，自然不会对新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松弛戒心。中共等一党专政国家逼害网民（吴皓不过是最新受害者）自不待言。新加坡立法禁止网志在选举期间讨论政治议题，除非先登记为政治网站，就和80年代马来西亚想修改《社团注册法令》逼社团在政治与联谊功能中二选一般同出一辙。大马的网志虽不受制于《印刷与出版法令》，但并不免于《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等的威胁。黄泉安和其伙伴被不肖政客、媒体追剿，警方骚扰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些恶法的威胁并不受到技术革新的直接挑战。

挑战二：小众性

然而，即便是自由民主的国度，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相对于传统媒体和政党，也仍然面对另一种挑战：受众的同质性和议题的单一性。许多传统媒体和政党之不讨喜，一个原因是其大众属性，把内容和诉求做成配套，不允许受众和选民自选自配 (pick and mix)。然而，它们的可贵之处，也就是逼我们面对和品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逼我们（尽管可能不敢情愿地）承认异议和妥协的必要性。当媒体充满党派之见，阅听人就可以只看自己喜欢的新闻和评论，活在理直气壮地视异议为异端的氛围中。这是英国禁止电视电台有政党色彩的原因。同样的，当一个政党充满理想性、为其核心议题坚决奋斗时，它很可能也失去了整合（aggregate）议题和诉求的能力，而失于偏激。当这样的政党在选举中大有斩获时，政治学家便难免担心民主会被撕裂。

新媒体（几乎by definition是小众的）和非政府组织，因为不需要为钞票和选票折腰，可以也往往选择在议题 / 诉求上尽量“根正苗红”，结果可能就是“对信徒讲道”。事实上，新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有时是两位一体。美国的反布什势力许多就是网络志士，他们充满理想和动员力量，远胜于民主党的传统草根组织，因而为许多民主党政客所倚重。然而，这些不求权位、只为理想的网络志士，政治取向也比一般民众前卫，有人批评，民主党政客的形象也往往因而偏离主流，不能取糜烂的共和党而代之。

在马来西亚的环境中，我们有网上、网下的鸿沟，有族群、语言、宗教的鸿沟，蓬勃的新媒体要怎样才不会各说各话、各自动员、信徒自爽，应是网络民主的最大挑战。

挑战三：专业性和原创性

第三个挑战是专业性和原创性。新媒体由无数自发的网民贡献内容，打破了对物质报酬的依赖。和《大英百科》几可比美的《维基百科》是最明显的例子，但也说明了其局限：虽然全球有10万人参与编辑，但过半的条目是由不超过1000人编辑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少数的业余群体（比吉隆坡律师的人数还少）。我们大概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参与者大概都行有余力。新媒体的最主要贡献，显然还只是在为有心的业余人打破入场限制，让他们私房生产的内容可以公诸同好，不必藏于深山硬碟。到新媒体能够以营利回馈生产者之前，生产者并不能从“业余”转为“专业”，甚至连定量生产都不能。

这个限制在大马中文评论界明显可见。举例说，《自由媒体》5年前就提供了发表空间和一定的读者，可是，原创而非发表在旧媒体（包括《当今》和《独立》）的评论非常少，印象所及的常客只有小李飞刀、撒谎的信徒、林季等数位。《自由媒体》的网民新闻至今更只是旧（平面/电子）媒体新闻的再编辑。另外，许多评论人部落格的大部分内容都曾经在旧媒体发表过，换言之，他们的部落格其实是受到旧媒体的赞助。（这里只是点出事实，绝无贬低《自由媒体》或任何评论人的努力之意。在此告解：本人连已发表文章都还没有整理到部落格上去，应该先被批评。）那一天，如果不幸《东方》、《当今》、《独立》的言论版消失或缩小规模，网志是不是还能维持中文评论的质与量（先不论读者量）？这应当是我们无时无刻不能不自问的问题。

新媒体的生产者不必汲取盈利（profit），但是，开发芸芸内容生产者的收入（revenue）与专业的选项，而不是只让掌握通道的大玩家坐拥河山，应该是新媒体革命下一阶段的重头战役。非政府组织也曾经靠使命感营运，也曾经抗拒建制与组织；然而，今天自愿领域在先进国家已经产业化，讲求效率和效能，为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作出可观贡献。在新媒体方面，韩国 Ohmy News让读者鼓励公民以小额捐款鼓励好作者（一篇特出的文章在5天之内有的到3万美金奖赏的记录）、把内容转卖给旧媒体的做法，在马来西亚未必有土壤。然而，如果我们要走得远，就总要走出自己的路来。

市场比政治更重要

新媒体的涌现增加了政治打压的难度。像公民社会赋权公民、增进政治参与，新媒体赋权阅听人，增进表达自由；但是，就像公民团体要如何补政党之不足而不让政治困于小众与业余，新媒体对旧媒体角色的挑战也需要类似的思考。随着资讯工艺日新月异，政治打压对新媒体的威胁应该逐渐减弱。新媒体的真正挑战应该是在市场和营运。《劲报评论》打烊时，我的总结是：“市场比政治重要”。今天的游戏已不一样，这个看法依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