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一位我所尊敬的在野党朋友，其所属政党对争取新闻自由的策略。朋友简洁地提出两个看法：第一，“国阵只会在选举中失去选票才会有反应。我们必须让这成为中心课题，大力鼓吹，促使人民在下届选举中投国阵反对票”；第二，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需要出现新领导层，以便对政治课题更积极。

我完全赞成第二个看法，不过这个改革NUJ的工作不可能由在野党做，所以他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第一个看法对国阵“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分析，我基本上同意，2020宏愿便是1990年国阵（票数）险胜的结果，不过用怎样的策略让新闻自由成为中心课题，朋友事忙来不及告诉我。我甚至不确定他说的“我们”到底是其政党、所有在野党，还是公民社会。

根据经验去看，“我们”是“公民社会”的机会似乎比较高。这个假设，以及下文的分析推论，都是我提出的，并非出之这位朋友之口，先此说明。我当然没有忘记，对国阵威逼强买媒体的恶行，现有三个在野党绝大多数时候都会口诛笔伐。不过，那是行动，不叫策略。策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我唯一可以帮在野党“演绎”出来的策略是“改朝换代”，因为过去20多年来，大多数在野党的竞选宣言都表明要废除《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这些媒体恶法。如果当初让他们上了台，他们必然言出必行，我们今天哪里还有528要纪念？从这个角度去看，在野党早就提出了明确的策略，是我们选民让这策略失败，责任在选民，不在在野党。

反对党唯一策略是“改朝换代”

下一届大选，我毫不怀疑《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这些恶法仍然会是在野党信誓旦旦要做之事。因此，只要我们让在野党上台，或者至少让国阵摔个大跤，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新闻自由。事情就这样简单吗? 对不起，我不相信，至少绝不相信那两道恶法就会废除。两个疑问而已！

第一，我们要投多少反对票才足够让国阵下台，或者至少逼国阵废除媒体恶法？研究政治的人所能够做的最笨的事就是企图预测未来，因为“一个星期在政治上都可以是很长的时间”，但我不介意做一个笨伯在“砂劳越惊奇”后讲不中听的话：下一届大选不会变天，在野党如果还是照过去的玩法，最了不起可能是拿下56席（25%）。所以，如果争取新闻自由要靠新政府，我们可以先写好未来7-8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备忘录〉和抗议布条。退一步说，就算国阵多输数十席后，决定要遵循民意，它为什么要认定选民反国阵是因为反对它管制新闻/言论自由太严，而不是反对它管制太宽，以至万恶的渎神漫画可以出现在报章上来伤害人民的感受？

在野党当朝就一定废除恶法吗？

第二，我们支持在野党，在野党就一定支持新闻自由吗？竞选宣言有多少可信？国阵2004年承诺的“警察特别委员会”到今天还在跳票就不用说了，对不起，在野党的纪录也没有太好。替阵1999年（当时包括行动党）、2004年的竞选宣言都要求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请问7年来丹州、前5年丁州的替阵州政府向政府曾有那么一次向联邦政府要求过吗？（那不是州政府权限？呵呵，刑事法和铸印金币什么时候是了？）《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对任何执政者都那么好用，如果在野时连演习废除都舍不得，当朝时为什么要自废武功？ 到时候要拖还想不出理由吗？

我会忽然想到问在野党朋友策略的问题，是因为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备忘录〉过了世界新闻自由日就仿佛石沉大海了。明明是对朝野政党提出的诉求，朝野219议员中只有7位口头表示支持，三个星期了也没有后续行动。我自己的臆测是，一定是联署的37个团体（没有任何政党）和92个人（其中91个不是政治人物）太没有政治策略，提出的诉求都不切实际。（当然也绝对可能是因为联署单位和个人太没有分量，没有应酬的价值，不过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想耕耘，只关心收割？

我虽然不敢寄望于国阵，却相信在野党的朋友可能有高见可以指点一二，没想到看来在野党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公民社会自己去想策略，让新闻自由变成中心议题，让反对党赢。（在野党济济多士，如果以上推测不具代表性，欢迎指点迷津。）

让新闻自由变成中心议题，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怎样做？先让我们认清楚两点吧。第一，新闻自由绝对不是全民共识。资讯与言论自由是自由多元社会的价值，马来西亚远未到这个程度，看看日前一些天主教徒希望国家禁映《达文奇密码》、周前一些回教徒如何以暴力威胁宪政讨论会、几年前一些佛教徒建议采用《内安法令》对付异教徒作者，就可以明白。要废除“出版准证”和其他恶法，我们需要的不是感性动员，而是理性讨论，让有疑虑者都能表达本身看法，从而在充分、开放的辩论中形成社会共识，消除对自由被滥用的虚幻恐惧。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由国会特选委员会广集民意，而非由律政司咨询几个团体、学者后就闭门造车的根本原因。

在野党不一定比执政党更热忱

第二，政党不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也不是政党。政党的功能是整合不同政治需求以问鼎议席和政权，在新闻和言论自由能够鼓起风潮之前，拒绝投入政治资源去耕耘，而只关心收割；固然不高贵感人，终属短期的理性选择，不必非难。与此同时，有心追求新闻与言论自由者，自然也不应该把个别政党利益置诸自由理想之上。我们追求有竞争性的政治，不应该是因为对个别政党有幻想，而应该是在对所有政党都没有幻想下，要以竞争使他们愿意接近我们的理想。我们可以和比较有心的政党合作，但必须永远不混淆定位，视本身为政党的前线组织。

信仰新闻自由应该是个人选择。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野党领袖一定要比执政党议员有更多的热忱，或者媒体高层和社团领导一定比内安部文警有更强的信念。既然我们本来就需要和更多人对话，就让我们以平常心呼唤每一个人吧！

（写于2006年528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