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十）
作者：唐南发（《当今大马》双语专栏作者、电视政论节目名嘴，现任联合国难民署专员）
我依然记得1987年10月是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月份。当时的我只是新山宽柔中学的高二生，对社会有那么一些意见，对时政也有着不满。当我从新加坡电视台的第八波道华语新闻获悉《星洲日报》连同英文《星报》和马来文《祖国报》的出版准证遭内政部吊销的那一刻，震惊之余也毫不犹豫地拨电到《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询问打气。
隔天回到学校，班上一些同学也在谈论这件事──原来我们都是看《星洲日报》长大的一群，都关心它的未来；但也正如一般华裔学生，另外两家同样遭受厄运的国英文报章不在我们的关怀之列。Tak kenal maka tak Cinta，平常不看国英文报章，当然就不会对它们有太多的认同感。
我建议同学自己制作一张卡片以示对《星洲日报》的支持。我隐约记得收集了十几个签名，卡上写着“处变不惊” ，接著几个同学到《星洲日报》新山办事处去，亲自交给正在孤军奋战的员工们。接见我们的是符传曙先生，在表达感谢之余，符君更提醒我们只是学生，不要因此为自己或校方带来麻烦。离开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悲慼中带有一丝感动。
1988年4月8日，《星洲日报》复刊，同学们是欣喜的。时移势转，廿年之后的《星洲日报》，已经是本地华文报业的霸主，无人能出其右；而其业主张晓卿的报业集团早已冲出海外，让丝毫不懂马来语的香港人也知道何谓“拿督” 和“丹斯里”。
报馆大门深锁 集会活动理性和平
当我在今年11月3日傍晚重新回到新山报馆街，《星洲日报》办事处大门深锁，门外漆黑。当晚实际参与反垄断活动的只有寥寥数十人。我们发传单，平心静气地对路人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们唱歌，把台湾反扁的《红花雨》改编成《黄丝带》；我们演讲，用理性的语言告诉聆听的群众我们的诉求。警方来了，我们的朋友友善和气的同他们对话；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娘担心我们闹事，我们热情地解释这完全是一场和平理智的活动，我们笑，她也笑了。从头到尾，丝毫没有紧张和恐惧。
为了不想让维持秩序的警方人员难做，我们争取最多的时间完成最多预定的项目，一切都在40分钟后结束，执勤警员最终是笑着同我们握手，感谢我们体谅他们的苦衷。我们当然体谅，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是带着闹事的心情而来。
如果我们相信台湾的民众有集会反扁的自由，请允许这个自由为世人所共享，而不是当集会变成针对自己的时候，它就成了“混乱”和“闹事”。
当《星洲日报》的吴海瑚先生追问“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之时，至少我本身可以无愧地说：1987年10月，我没有亏负《星洲日报》；2006年11月，我也没有违反自己的信仰。不同的是，廿年之后，我理念宽阔了，所以我对所有报章媒体有更广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我也完全尊重其他捍卫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行动的《星洲日报》员工、撰稿人和读者的立场，但在参与这次反垄断行列的人当中，我找不到一个纯粹选择只跟《星洲日报》对着干的朋友。过去一年国内各报章媒体一再受到执政者的对付，年初的丹麦漫画事件和中国女子裸蹲案更成了当局大开杀戒的借口，波及几家在我看来是无辜的报章，包括张晓卿先生的《光明日报》。我的同道们没有选择沉默，但又是谁选择不刊登他们的文告，甚至封杀他们的新闻？
至於刘恭庆君在《制造混乱比所谓垄断更可怕》一文中表示科技时代不利於媒体垄断，我认为刘文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过於乐观。除了巴生谷一带和其他城市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有限，一般华裔读者依然依赖传统媒体汲取资讯。如果马来西亚的电子媒体真的如此发达，假若人人家中都有一台电脑，严重威胁了平面媒体的生存空间，那我想《星洲日报》不会如此在意其报份是否执我国华文报业之牛耳，而刘鉴铨先生也大可不必如此运筹帷幄，大费周章地收购南洋报系，乃为张晓卿先生出谋献计，发展网络媒体。
拯救南洋 藉收购终结恶性竞争？
刘君认定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是为了拯救后者所陷入的危机，而曾毓林先生也在该报星期刊中强调，其雇主不是为了成为霸主，而是为了减少恶性竞争。但我们难道真的相信恶性竞争可以凭收购来终结吗？
1990年代，梅铎（Rupert Murdoch）的News International（NI）拥有英国中间偏右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为了争取成为保守读者群中销量顶尖的报纸，NI不惜将星期一的《泰晤士报》削价促销，每份只买10便士。相较於平日销量最大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每份30便士，这确实是以割喉的方式来同对手竞争。
正如许多为张晓卿先生背书的人一样，不少英国人也认为NI的行为纯粹是个商业策略和决定，不足以构成所谓的掠食标价（predatory pricing），但它毕竟引起社会人士和其他对手的关注。
几年之后，英国贸工部属下的公平贸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OFT）终於介入调查，最终裁定NI从此以后必须对其任何在价格方面的措施作出交代，终止了这场恶性竞争。这是因为公平贸易署要确保英国的报业市场良性竞争。
所以，解决我国报业恶性竞争的方法不是诉诸大一统，而是加强和完善体制的监督。政府的管制也未必存有恶意，虽然在我国，执政者在这方面一直记录不佳。我国没有一个如美国般的反垄断法，也没有一个规范媒体良性竞争的法令，这些才应该被纳入我们争取的目标。熟悉我国报业环境之险恶和严峻的刘鉴铨能不能告诉张晓卿先生：我们需要结合一切可以结合的内外在力量来争取体制改革，以确保一个永续的报业环境？
如果曾毓林认为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是避免华文报业相互厮杀从而得以生存的最佳方式，我想问：如果今天黄家定献议所有其他政党的华裔都加入马华公会以减少华人的政治斗争，保存元气，从而增加华人面对巫统时的谈判筹码，最终可能出现的是马华公会坐大，抑或多元而包容的政治文化？
反垄断曾是星洲重臣的信念
走笔至此，我或许相信刘鉴铨先生（右图）曾经将反垄断当作其办报的信念。有位报界前辈告诉我，《星洲日报》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求存的1980年代，当时坐大的《南洋商报》曾献议收购其对手。此举遭到《星洲日报》重臣，包括刘鉴铨和洪松坚激烈反对，理由不外是一旦事成，将会导致华文报业被垄断，言论空间被压缩──这不正是我们这些反垄断人士的语言吗？我希望有其他报界元老出来证实或澄清这个事件，那我至少知道反垄断是否曾经也是刘君和洪君的信念。
环顾全球各地，有的报章，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卫报》（The Guardian），还有柏林的《每日新闻》（Die Tageszeitung），虽然已改成精装版（compact） ，无论在内容和办报专业上堪称不负大报精神。但在我国，许多报章纵然以传统的大版面出街，办报的专业程度却备受质疑，匿名抹黑封杀的风气炽盛，所以有理大生和马大生不能以真名实姓示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些社团领袖不敢出来反垄断，以致有人认为这个运动不成气候。感慨之余，不禁觉得在马来西亚这个特殊的环境，所谓大报，非有宏大报格之谓，乃报馆大、版面大、销量大，还有罗里大之谓也。
（编按：为揭露官商垄断媒体之恶果，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邀请老中青三代评论人撰写系列文章。本系列文章同步刊登于《当今大马》、《 独立新闻在线 》、《 黄丝带 》及各大中文网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