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杰
黄明志事件，从开始酝酿到Metro报来的高潮，以至当事人通过马华道歉的反高潮，原本以为当落幕完结，但事情现在显然后续有来。当权者的鼻坑看来并不喜欢黄明志这粒榴连，发现它很臭，应验那句“相信你们赌懒我的人现在一定很喜欢”。本文主要针对黄明志受到瞩目的三支MV进行文本病征式阅读，希望藉此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途径。
许多人说，黄明志道出了众多的事实，我也如此认为。很多人说，黄明志应该拥有言论自由，我亦能够同意。更有人说，黄明志触动了潜藏已久的不满，我又何尝不是呢？当听到本年度最佳笑话：半岛马来学生联盟煞有其事地呼吁政府“撤销”黄明志的奖学金，除了苦笑更有怒火中烧的感觉！（1）
同样身为华教最“纯正”的产品，独中毕业，文凭被丢longkang而后旅台的黄明志，就“像我一样”，他的心声，与我的心里话又有何分别？他被打压，跟我被打压有什么不同呢？西北赌懒！我们华人就该得到这样子的待遇！政府亏待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愤怒在人心燃烧，但它没有出口。沸腾的灵魂只有暴力——语言的暴力：臭Lelai！臭Lelai！！臭Lelai！！！
殖民主义…是自然状态下的暴力，它只有在一个更加强大的暴力面前才可能屈服。（2）
暴力语言是对国家机器劣质模仿
当然，暴力语言不过是对国家机器的劣质模仿。相对于首相、部长、报章、政党的文攻武吓，内安法令的暴力，扣留所的裸蹲，群众示威时的警力，炸尸案的C4炸弹，粗口是很不上道的形式。
通过另立一个知识政权，黄明志企图象征地颠覆真实世界的权力关系。通过拼贴和陈述 “事实”，黄明志创建一个象征世界，当中符号原有的指涉被打乱，所指的并置/对撞，产生异常的趣味，如“Negaraku”和“ku”的聚合爆冲，打开宽广的阅读空间，提供阅听人想像的欢愉。（3）通过粗口和“麻坡华语”，他挑战充斥马来西亚社会的宰制性温情主义，挞伐广东话霸权。再者，黄明志通过自创的音乐和歌词，掠袭官方的旅游年影片，让原本应该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真相”的镜头面目全非。这款的猪羊变色挑战着国家的官方论述，难怪国家领导要“西北”不爽。
颠覆素材却沿用殖民者语言框架
但是，颠覆之余，黄明志MV世界也有历史的包袱。MV世界里，所有的苦难和逆境被翻转成为一种恩赐，一种优越者的负担。对国家的不公平待遇，歌者唱道：“不要怪我们没有受到公平照顾，这样才能证明我们华人不怕吃苦，这样才能训练我们逆境寻找出路，不要觉得他们的标准很奇怪，因为这样反而表现我们很厉害。”
这种颠覆的素材却沿用了殖民者的语言框架。这里，被殖民者失去自己的语言。MV世界依然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那种想像格局。马哈迪不也曾写下：富饶的土地马来人的诅咒；艰险的环境华人的优秀泉源。因袭这样的想象，《我爱我的国家》的MV世界里，有二分的两种人：马来人 慢慢来、自由自在、被宠坏、没有断奶、活得开心，活得舒服；华人 忙忙碌碌，西北辛苦、没有受到公平照顾、不怕吃苦，逆境寻找出路。
殖民者的语言底下，作为他者的“马来人”和“华人”找到彼此安身立命（加抗衡）的位置。眼前上映着的这场闹剧，难道不就是殖民语言的重新演练吗？这种想象难道不正是新经济政策背后的重要的支撑吗？“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殖民逻辑，被悄悄地被无条件接受。人们唯一的欲望，只能针对着殖民者，欲望一天成为那个宰制者。
被殖民者的肌肉始终在等待。……事实上，他始终准备着抛弃猎获物的角色，担任猎人的角色。……在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让他下跪时，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被殖民者略微敌视或挑衅的目光就会拔出刀来。因为被殖民者最后的一着是对付自己的同属来捍卫自己的人格。（4）
台湾文化研究学者陈光兴指出：“受到殖民主义内在逻辑的制约，第三世界国族主义继续复制了种族歧视、族群分化，也就是殖民主义种族差异的歧视转变为种族/国族内部族群差异的歧视，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若将黄明志另两支MV《麻坡的华语》和《我的朋友》纳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愤怒和宰制的欲望觅得其对象：女性、阿瓜和外劳。
“华人”忘记过去是外劳的身份
帝国主义式主体让你“观看”其世界的秩序，他“野战”女性（5）；奚落外劳“叫鸡”，“抱来抱去做懒叫事情”，“样子长得很geli”；调戏阿瓜会“站在路边跟你beng kiss”，“ 穿到很sexy 因为要做你生意”，“有些腿粗到可以去踢Penati”，“他们有nene pok，加上两个卵葩籽”，而且“有些阿瓜他的懒叫，甚至还会勃起”。这个象征王国内，“华人”忘记过去同样大多数是外劳的身份，也忽略身处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囝仔”，一样也是“外劳”（6）。通过嘲弄外劳，自恋的主体肯定自己作为马来西亚国族的一部分。经由贬低女性和阿瓜，他肯定自己在家父长体系的位置。
我不是干炮鸡，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的turbo也很够力。
如果你不要，他还会笑你无籽。
黄明志，《麻坡的华语》
若《我爱我的国家》和其马来歌名并置，我爱我的国家Negarakuku，便可发现，国家是（男）人不可或缺的那根阳具。黄明志的抵抗是吊诡的，企图弑父，却再同时接受了父法，个人与国家（以及国家机器）就像男性与阳具那般密不可分。可不是吗？MV开始不久便唱道：“我爱我的国家，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限囿于这样的父权国族主义的想象，以及马来西亚政治权力的格局，虽然时时遭遇国家机器的排斥，可是华人似乎从不能停止“爱国”。
温瑞安是这种苦恋的典型。他选择狂恋“神州”，热情却冲撞了多疑的国家机器，最后被强冠以“为匪宣传”的罪名。（7）大部分华人选择爱上这个赤道国家，他们的行动为爱国，如那个热切毛遂自荐要成为亲善大使的本地歌手；批评也为爱国，就像黄明志那样，批评国家之后还须要不断证明自己爱国，辩护说：“来到台湾深造，我还特地携带一面国旗到这里，凡举参加校园运动比赛获奖后，我都会挥着国旗，以示身为马来西亚人而骄傲”。（8）
爱国不断，源自强烈的男性焦虑，一种对阉割的恐惧。因此断奶是必需的，对母亲的依恋，乱伦的欲望必须被压抑，是父权世界的最大禁忌。若有留意可以察觉，《麻坡的华语》和《我爱我的国家》的主体都在“看”阿瓜。阿瓜作为跨越性别界限的“怪物”，似乎面对着很大的敌意。他们是有阳具（阴茎），却不要阳具的人，根本地挑战了父法，成为父权国族主义象征世界里最大的缺口。这种无法缝合，论述破产的经验，拉克劳和慕芙称之成为敌意。（9）
黄明志的MV内，父权式国族国家同时也是个资本主义国度。主体世界的优劣等同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位阶和勾连。“华人”掌握工作机会，控制某些商品销售管道（如guitar和moto sikar）。在《麻坡的华语》当中，歌者挑战道：“如果你很了不起，就不要只会泡奶茶，要我讲你利（厉？）害，就去Parit Bakar做家具啦。”另外，在《我的朋友》他也奉劝“马来人”：“sudah lima puluh, tiap-tiap hari tidur, tengok hadapan lah, 2020”。
马哈迪的种族论述再次被复制，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2020宏愿更被直接挪用，没有给予反省的机会。另外，沿袭官方资本/反共的论述，左派也被胡乱地搓圆捏扁，成为否定的贬义词。《我的朋友》歌词乱无章法地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冬（东？）”丢一堆，（10）对资本主义不自觉地迷信，现实批评似乎只从文化差异下手。MV主体不能从阶级和资本运作的角度来思考外劳的现象，唯有站上一种“优越”的文化幻想位置给予排斥和嘲弄。
结论
正值马华政治掮客角色破产，政府准备以煽动法令对付黄明志的时刻，对他作品的批判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政治不正确。文本分析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的对比，象征世界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世界。国家机器排山倒海对一个年轻歌者的攻势，是双重标准的，是不公平也不必要的。
黄明志的MV有着抵抗的进步意义。但，国家机器的大问题并不应该合理化个人所存在的偏见。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黄明志的MV主体，仍然是父权、资本主义式国族论述下的产物，对女性、阿瓜和外劳有着相当的仇视。国/族论述可以用于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对抗，也可以是统治集团收编/打压的策略，亦可以是反霸权的串联方式，更可能是社会强势族群对弱势的欺凌，因此陈光兴提醒：“面对国族主义时，我们必须追究结合主体的性质和国族运动的获利群体及历史集团的阶级、性别、种族属性，而不能天真地认为它是‘集体’文化欲望”。（11）
我们可以看到，国/族论述没有反省地被重述，老旧的华巫种族论述在民间焖烧。即使“华人”和“马来人”各有自己的操作方式，也有强弱之别，但过程中却拥有同样一些保守且危险的元素。明显的一点是，对其他更弱势群体的排他性。开明派的“言论自由”论述，虽然在右翼国家机器营造的保守政治风暴中，提供一种可行的政治支点，但是它似乎未能处理我/他之间的敌意。其下“相互”体谅，注意“对方”的敏感度的脆弱做法，并未能远离官方种族论述所设下的陷阱。当“我”仍汲汲寻求封闭自我的论述，对他者产生的敌意将徘徊不去。最后，以佛朗兹.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的一段文字作结：
黑人并不存在。白人也一样。……两者必须脱离各自的祖先曾经有过的非人声音，以便让真正的沟通诞生。在发出积极的声音之前，必须进行去异化的努力以求得自由。（12）
（注）：
（1）这使我想起一则笑话：一天半夜，家徒四壁的穷汉家里进贼。穷汉被吵醒，发现小偷正翻找财物，于是他就向小偷大声嚷道：“我都找过了，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你若有发现的话，记得通知我啊！”依我看，旅台同学会的文告应该以类似的话作结：“你若有发现的话，记得通知我啊！”
（2）佛朗兹.法农（Frantz Fanon），2005，《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页23。
（3）其中一个有趣的阅读（或再创作）来自纳兹里，他从字幕上的“negarakuku”阅读出“negara-kuku”，宣称“改变字句negara-kuku，这个字眼会使人误以为等同cuckoo属于神经gila的意思。”
（4）佛朗兹.法农（Frantz Fanon），2005，《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页17。
（5）当然，后车窗所伸出来的一双着高跟鞋秀腿，亦有可能是男人的。若为真，事情反倒会更有趣。
（6）这其中包括那些呆在外国研究院和大学的学术劳工，以及音乐工作者等。
（7）参见黄锦树，1996，《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此外，少数华人则转向中国大陆吸奶，成为那个国家机器官方论述的忠实粉丝。
（8）《麻坡的华语》和《我爱我的国家》里，都可见到爱国论述。爱国似乎成为华人政治论述的强迫症。可惜的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下，批评国家机器跟爱国根本不可能相容，因为国家机器拥有“爱国”的专属诠释。尽管换了个情境，亦改了个对象，但温瑞安和黄明志之间似乎有着某些共通点。
（9）参见张荣哲，（1995年1月），〈遭逢“异己”： 拉克劳和慕芙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当代》105期。
（10）更不可思议的是，李光曜（耀？）也可以将之“排排左”。
（11）见陈光兴，2006，《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远流。页79。
（12）佛朗兹.法农（Frantz Fanon），2005，《黑皮肤，白面具》，陈瑞桦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页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