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机会结构而言，当政治局势波动或政治精英分裂，使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受到刺激时，往往就会触发抗争的政治(Tarrow)。因此社运的产生与成果，不只取决于动员的效果，还要衡量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形势。

从独立至今，马华社会运动浪潮并没有停息过，只是不同时期有所起伏，它必须放在政治体制与社会动员的互动之中，才能加以理解。在华社挑战国家的社运动员中，一些运动是长期持续的，以争取结构合理化，如华教运动，另一类则是因外来压力而促动，如保卫三保山运动。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深刻左右了社运的盛衰变化。

在这里，政治机会结构往往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与利益变动、体制外力量的互动结盟，以及国家面对社会的制约和依赖等等。另外，在选举机制的牵动下，社运积极者也经常利用大选时机，趁机提出社会诉求。在这种思路下，本文把独立后马华社会运动的变化，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观察。

一）宪制倡议积极期(1947-1969)

独立以前马来亚华人已有社会运动出现，但运动指向的对象不一定是“现代国家”，而且其动因与目标复杂，往往还跟政治意识形态紧扣一起。

马共在1930年代兴起后，就开始渗入工运和学运，特别是雪兰莪州煤炭山，是当时工运重镇。及至马来亚光复后，华人工运和学运再度蓬勃发展，尤其1957年底的全国华文中学总罢课，学潮跨越一个多月。

五十年代后社运关怀有所变化，争取独立和本土诉求，逐渐成为主轴。当独立呼声响起后，争取宪制权益，就成为社会动员的时代主题。华校学潮跨越独立前后，其实反映出华教已是宪制斗争的一环。

不过，华社民间力量介入宪制倡议，始自1947年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宪制方案，它收紧了申请公民权的条件，立法议会代表的分配额也不公平。陈祯禄领导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动员各族社团抗议，以李光前为首的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也加入抗争，最后演变为1947年10月的全国大罢市。

在宪制协商中，华社本来以马华公会为中介，却发觉政党的协商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遂引起民间的宪制倡议运动，包括“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争取公民权大会”，以及组团赴伦敦请愿。在华校地位和语文问题上，教总和董总也向联盟力争到底，确保宪制上的“文化公民权”受到保障。

不过，社运和华团在宪制问题上的倡议举动，并未随独立制宪后就止步，虽然公民权争议无法变更，但华教运动仍然后劲充足。六十年代先后掀起第二波的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以及申办独立大学运动。此一时期，从左翼政治和学潮扩散出来的抗争网络，也从事各种工运、农运和学生运动，成为六十年代华社另一股重要的异议力量。

二）文教权利防御期(1970-1990)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民主倒退，政经权力分配向种族威权倾斜，国家机关为求去政治化，大肆收编在野势力，并整肃社会异议，令民间力量奄奄一息。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骤变，反而导致华社产生新型社会运动做出回应，故进入七十年代后，马华社会运动被迫转向文化与教育的防卫自保，有别于前一阶段从事宪制倡议的努力。

讨论七十年代后马华社会运动，还必须放在国家工业化的脉络中理解。由于殖民的经验，延后了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国家要到七十年代后才开始主导工业政策。为了争取外资参与劳力密集型的加工生产，国家机关就要压制劳工运动的动员。但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华商资本渐渐受到排挤与边缘化，却意外促成民族资本家与中小企业主的抗议与不满。

进入80年代，社会动员中值得一提的尚有华团的角色，在雪华堂与董教总等十五华团领导下，推动了民权运动、文化自救、《华团联合宣言》，也主张政治两线制。

八十年代对马华社会运动的发展而言，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与突围阶段。它既是高峰，也是顶限，主要特点展现在三个方面。一，运动话语或论述上的进取跨越，尝试从民族平等走向民主人权。二，试图通过参政，与政党结盟，影响政策。三，华裔大资本家的退场与转趋保守，社运主力由七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民间精英，如中小企业主和专业知识分子领导。

三）抗争衰退吸纳期(1991-2000)

社会运动必有它的抗争周期，出现动员、扩散与衰退三个阶段，因为不管抗争起因如何，它都是随政治机遇和限制而变化。其次，当权者面对挑战者时，不会空坐在一边，毫无回应。(Tarrow)

文教权利的防御动员，历经近二十年的延伸与扩散，到九十年代初逐渐走完一个抗争周期。华社的民权与华教运动，与反对党结盟后，并未在政治上取得成果，反而引发运动阵营内部的分歧，在运动的亢奋期后，马上陷入挫折和分化。

以董教总为核心的马华社运界，随着一部份运动精英因参政而淡出，以及领导层换班之后，对形势就有不同评估。其中温和领导者和激进追随者的分化，担心付出风险与个人代价，以及对运动目标的怀疑和失望，都导致社运的主力在九十年代初走向动员衰竭。刚好这种局面，又是当权者等待已久的机会，自然进一步助长其危机，并伺机吸纳收编。

事实上，社会运动阵营的衰竭，不一定带来被收编分化的结局，还要视国家采取的策略手段。没有社运陷入衰竭周期，就难以提供当权者政治吸纳的机会，但国家的灵活战略，却使瓦解运动同盟共识的工作，变得轻易许多。矛草行动之后使马华社运界强大反弹，令当权者吸取教训，在九十年代就宁可采取更加精致慎密的“选择性吸纳”，而非全面性镇压。

其中，长期支持马华社运动员的华商资本，亦在这一波政治吸纳中被明显收编，间接说明国家政经资源的支配，已导致华社私人资本被驯化和自主性的弱化。

简而言之，整个九十年代是华社总体保守化的开端，马华社运阵营陷于防守，而不是进攻，也没有长足的成长。由于共识的瓦解，华团之间的争端与歧见颇多，直接妨碍许多正面的权益运动的开展与思考。

四）社会结盟重构期(2001-)

九十年代末的安华事件，随着精英分裂掀起的政治风潮，为马来西亚民间社会力带来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期。

当马来群众涌上街头抗争时，华社民间力量并没有独善其身。世纪之交以来，马华社运动员出现两大变化，一是新兴社会力的出现，议题不再仅限于文化和华教范围，而是重新结盟串连。其次，就是华团权威逐渐丧失，也有意识地不以华团为主体。马华社会运动有了从“旧社运”走向“新社运”的过渡迹象。

《大选诉求》是重构社会结盟新平台的开端，虽然在草拟期间受到保守团体的质疑，但辩论的过程正好有利于激活社会动员，纳入新成员新生代。但《大选诉求》毕竟是在传统华团框架下形成，故无法超越华团政治的瓶颈，因为经过九十年代的政治吸纳和动员衰竭后，其自主性、抗压性和组织力都不复早期强韧。

然则，烈火莫熄给马华社运的冲击是多层面的，它除了重新激活华社社会力的复苏，也提供新的抗争语话、论述框架和有可能改变社会的效能感与想象力。

反而传统华团逐渐失去领导中心位置，权威下降，而新兴的民间社会力却是众声喧哗，各自精彩，获得更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近年来，华社的重大动员与抗争，往往已不是由华团发动，而是新兴社运团体发挥主导和策动角色，然后才由华团跟进附和。例如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华文报、争取白小重开、抗议媒体垄断、揭露华小校长贪腐等等，新兴的自主公民团体都承担了发动、宣播与动员的角色。这是民间社会力的权力转移迹象。

新兴的单一议题社运组织出现，则是马华社运转型的另一标记。此外，社区抗争也在近年的马华社运动员上，成为新兴现象，它们以集体行动持续地向当权者挑战和互动。随着发展和环境带来的纠纷，未来社区抗争应有增多之势。

马华社会运动的类型

要对马华社会运动提出进一步的类型归纳，可以尝试将其分为两大面向。一是就运动兴起的原始动机而言，是对具体问题发出倡议型诉求，抑或防御型诉求。另一个面向，是就运动指涉的关怀，是攸关政治取向的议程，还是文化取向的议程。

所谓倡议型的诉求，指的是民间提出的政策主张和权利要求，以扩大或改善基本权益，而防御型的诉求，则是在国家对社会权益形成侵蚀和压制时，社会发起的抵制和救济行为。

由于华人社群在国家宪政与民主范围内，长期面对公民权利不平等和国民待遇不一致的问题，某些社会运动会直接指向政治改革的议程，而这类关怀通常较強調理念与價值，要求制度的修正。

至于文化取向的议程，则渉及到华社对文化、教育、身份与认同的焦虑，这一类关怀经常表现在特定而具体的事件上，动员多以文化情感的话语来表现。

无论如何，这两种关怀取向，彼此关系有时不能截然二分，文化事件经常转换成政治动员，反之亦然。文化议程的运动常常仅被视为华社的族群议题，而政治取向议程则宣称以公民身份提出，可能扩大诉求范围与结盟对象。

透过以上整理，所呈现的趋向是，马华的社会运动除在特定时期出现政治性的倡议诉求，大部份都是针对文化议程而做出的防御型动员。比较具有宪制意义的倡议，都是早期议题。越到近期，社会的动员多集中在防御性质的文化议程。换言之，随着时序推演，马华社会运动往往不是向国家争取更积极的政经权利要求，反而是防卫自身合理权利的流失和被漠视。

不可否认的是，马华社会运动有高度的族群权利倾向。对华社而言，语言与文化，是他们在多元族群社会中维护身份认同与传统特征的主要手段，不能轻易弃守。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华社的诸多动员，并不是向国家要求更多权利，而是防制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不当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