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郭史光宏
2007年8月28日，我国高教部推介了《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看了这份行动计划的目标，全身顿时轻飘飘的，脑海中闪现的尽是大马高等教育的美好未来。先是在2010年让1所高等学府跻身世界顶尖大学前100名，再来在2015年增至2所，在2020年要增至3所。在2057年前，更要让2所高等学府跻身世界顶尖大学前50名，并使我国诞生诺贝尔奖得主呢！多么伟大的梦想啊！想到这里，我便忍不住想要仰天呐喊“Malaysia Boleh！”。对了，这《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是否会像这声慷慨激昂的“Malaysia Boleh！”一般，只是个自我安慰的口号呢？
“他（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也欢迎各界人士针对蓝图和行动计划提供意见，因为教育是属於大家的权利。”
（星洲日报28/8/07）
既然教育是属于大家的权利，本身又处在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不针对《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一些个人意见还真是说不过去。
第一等思想的人力资源
这份行动计划书的大方向是让大专生们能够多方位发展，培育出拥有第一等思想的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 with First Class Mentality）。所谓“第一等思想的人力资源”，根据该计划书是应具备一些特质的。这里略举其中5项特质。其一，应具备丰富的常识并对时事课题感兴趣；其二，应具备同情心，并关心周遭的事物；其三，应具备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应具备批判性思维；其五，应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让我们尝试思考，以我国目前的环境与条件，高等教育是否有能力培育出具备这些特质的有为青年呢？
针对第一项特质，我国首相不止一次鼓励大专生们积极关心时事课题。然而，当有大专生响应首相的呼吁而跑到依约补选中了解情况时，等待着他们的，是那“违反《大专法令》”的罪名与一场场的听证会，有者甚至面对停学的恐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躲在象牙塔里吃喝玩乐的安全”。
至于第二项特质，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国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没错，那时候的大专生走出了校园，与弱势族群站在一起，为他们争取权益。个中的例子就有1974年新山打昔乌达拉木屋居民事件、华玲反饥饿示威、雪州Telok Gong马来农民争取土地运动。那时候的大专生是多么的关心社会啊！然而，大专生这些关心社会的举动换来的，是《大专法令》的实施。为了更有效地遏止大专生参与社会运动，《大专法令》进行了3次修订（1971、1975、1983）。此后，大专生的言论与结社自由遭到严厉限制，敢于关心社会的大专生也越来越少了。2007年的今天，《大专法令》依然张牙舞爪，大专生们只敢抚摸着那仅存的同情心，“只可心动，不可行动”成了我们明哲保身的信条。
马大校园选举与博大俞扬阳事件
最近刚过的马大校园选举，出现最后一年生参与竞选的事件。咱具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颜志伟同学发现此事件与《大专法令》的限制有所抵触，勇敢地向校方举报。然而，校方以其对《大专法令》“另类”的诠释，将此事件合理化，否定了颜同学解决问题的能力。马大校长拉菲雅对《大专法令》的“另类”诠释让我们对所谓“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越来越模糊了。在这样的校园内，大专生们如何能够培养第三与第四项特质呢？
至于第五项特质，博大俞扬阳事件充分显示出大专中的道德沦落。在该事件中，大专保安人员无故闯入俞扬阳同学的宿舍，并扣押了他的13样财物。当同学们据理力争时，保安人员却有恃无恐，还对俞同学危言恐吓呢！虽然俞同学最后顺利取回财物，校方却不曾针对此事作出道歉。如此一个充斥着野蛮文化的校园，要如何栽培出拥有高尚道德素养的学生呢？
高等教育改革的5大基石与5大议程
为了达到教改的最终目标，该行动计划列明了五大基石，分别是管理（Governance）、领导（Leadership）、学术环境（Academia）、教学（Teaching & Learning）与研究与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在这五大基石之下，还有五大议程。它们是“顶尖大学计划”（Apex Universities）、“MyBrain15计划”、“终身学习计划”（Lifelong Learning）、“学术表现评估”（Academic Performance Audit）与“大专生培训计划”（Graduate Training Scheme）。
4年之内增加万六千名博士？
根据该计划书，2006年我国一共拥有2万多名大专讲师，其中25%（大约5000名）拥有博士学位。
“高教部希望到2010年时，我国持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可达到2万1000人。”
（星洲日报27/8/07）
短短的4年，要把博士人数从5000名提升到21000名，如此雄心，还真令人为之一振啊！除了数量以外，该行动计划也列明了素质的重要性。数量与素质兼顾，有可能吗？我不知道，但“Malaysia Boleh!”，有什么是我们办不到的呢？
最近这十几年，我国为了提高大专生的数量，让高等学府在全马各地林立。当然，大专生的数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素质呢？一瞬间提高大专的学额，意味着数量将瞬间提高，也免不了会将整体水平拉低，这是必然的。许多水准未达大专水平的学生因学额因素而入读大专，在拉低大专的水准之余，也使到大专的公信力下跌。当大专生的水准与中学生一般时，再庞大的大专生数目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将博士人数推到21000名并非难事，只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放宽标准，我国一定能在2010年完成壮举！然而，想要兼顾数量与质量是很不容易的。在我国大专因大幅提高学额而导致大专生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在4年内将博士人数提高三倍，这也为免太勉强了吧！要知道，攻读博士学位的，是在那个情况下毕业的硕士生啊！如今，大专中的硕士与学士教育还未成熟，便想瞬间提高博士的数量，这给人一种好高骛远的感觉。我不禁担心，未来那21000名博士的水准，会不会与硕士差不多呀！当学士与高中生一般，硕士与学士一般，博士与硕士一般时，再多的博士又起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相不以种族录取谈话高深莫测
许多人曾经表示，我国大专院校学生素质低落主要是因为固打制的入学标准。对此，首相大人作了这样的反驳：
“通过董事局，该大学将根据特定的条件，拥有选择行政者、学系和学生的自主权。例如，只有最优秀的学生会被录取，不会根据种族来录取学生；不过，在录取时应该反映这个国家的多元化。”
（星洲日报28/8/07）
对于首相大人的言论，我有点不是很明白。先是说明了“只有最优秀的学生会被录取，不会根据种族来录取学生”，然后又说“在录取时应该反映国家的多元化”。既“不根据种族”，有要“反映国家的多元化”，这还真令人困惑啊！假设100位表现卓越的马来同胞与30位表现一般的华裔同胞一同申请那仅有的80个学额，该以何标准进行录取呢？
“只有最优秀的学生会被录取，不会根据种族来录取学生” ，录取80位表现卓越的马来同胞嘛，就不能反映我国的多元化；“在录取时应该反映国家的多元化”，录取60位马来同胞与20位华裔同胞嘛，又违背了“只有最优秀的学生会被录取”的原则。首相大人的一席话，还真高深莫测，让一介草民的我不得其门而入啊！
科研奖励金“太公分猪肉”？
我国的研究风气一向低落，从本地缺乏学术性的学报的情况看来可见一般。根据《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高教部信誓坦坦地说，要将2006年每10000人中便有21位科研人员提高至每10000人中便有50位科研人员，又是令人激赏的雄心。
根据该计划书，改善我国研究风气的其中一项计划便是设立奖励金，表扬那些在科研上有所表现的科研人员。从理念上看来，这项计划能让科研人员更积极投入科研工作，是很不错的。然而，倘若这计划在实施上陷入一个“分猪肉”的状况中，那便形同虚设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杞人忧天，但这确实发生在一些大专院校。每一年的“卓越表现奖”没有明确的遴选标准，成绩操控在几个手掌大权的人手里。于是，与高层拥有良好关系的学术人员便与奖有缘，与奖无缘之人也只好慨叹自己的交际手腕不如人了。这样的奖励，怎能刺激大专院校的发展呢？浪费资源罢了。科研的奖励金制如此，学术表现的奖励金制亦是如此。
国内排行榜培养“土皇帝”？
除了争取在国际大学中名列前茅，高教部也在计划书中，提出了设立国内大专排名的建议，意即每一年除了国际各大学的排名以外，我国也会拥有国内各大专的排名。
换作是其他国家，这项计划也许能让国内各大专产生良性竞争，纷纷力争上游。但我国不同其他国家，因此我不敢做如此设想。还记得2004年的全球大学排行榜，马大高居第89位。为此，马大校园内竖起了“恭喜马大入选全球100大学”的告示牌，一时风光无限。到了2005年，马大从89位跌至169位，马大校园内竟然还竖起了“恭喜马大入选全球200大学”的告示牌，如此的阿Q精神，还真令人无话可说。2006年的全球大学排行榜，马大跌出200名，但校方总是有一大堆的理由来告诉大家，“我们还是很棒的！”。
不难想象，我国有了国内大学的排行榜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当某某大学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名落孙山之际，依然可以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说：“瞧！我们在国内可是数一数二的哦！”。于是乎，原本旨在塑造良好竞争气氛的计划，不免沦为大专院校的挡箭牌，让各大专在自己的国土里做个知足常乐的“土皇帝”。
方向确实前瞻，落实是重大学问
总的来说，《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显示出高教部气吞山河的雄心，令人激赏。然而，其内容却略嫌停留在喊口号的层次，而无具体鲜明的指示。且看大专领导怎么说：
“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说，《国家高等教育策略蓝图》没有提出清楚的概念及更实际的措施。‘大学管理层需要操作上的方便，而不是官员在行政上的刁难……高教部也没有提出实际的做法，如辅助大学成为一流大学的措施。’”
（星洲日报28/8/07）
“拉菲雅接受星洲日报询问时指出，大学方面还需要高教部发出更详细的指示，例如具体的执行措施。”
（星洲日报28/8/07）
当中，又以理大教育系教授杨泉博士的发言最为含蓄。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育系教授杨泉博士今日（周二，28日）认为，《国家高等教育策略蓝图》是具前瞻性的；然而，如何落实以及解放原有制度，则是重大学问。
他说，大学若要全面发挥创造性与辉煌表现，恢复大学自主权的确是重要的方向；不过，在研究是否解冻相关制度时，最低限度应该把过去保护性的措施或拐杖文化给消除，同时让学生组织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
（星洲日报28/8/07）
依我愚见，高教部若真想改革高等教育，让我国大专院校跻身国际殿堂，有两件事是势在必行的。第一，废除《1971大专法令》，让学生组织想有更大的活动自由，让学术回归校园。第二，废除固打制而全面落实绩效制，无论是录取学生与学术人员方面，抑或是行政上的擢升，让大专成为真正的学术机构。当然，我们盼望见到的是真正的改革，而非说一套，做一套的空头合约。
“人因梦想而伟大”，有梦想总比没梦想来得好。然而，马来西亚，您甘心停留在做梦的地步吗？还有3年便是2010年了，《2007-2010年国家高等教育行动计划》是“美梦成真”抑或是“南柯一梦”，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