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其中一支学派，即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压迫和不公平现象，虽然激起群众的怨怼，但不一定形成集体抗争，即使抗争出现了，但怎样持续下去，仍是一大问题。

这一派学者坚信，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外来领导者的能力，如何有效地调动、整合和创造组织资源，以及号召运动推展。资源动员理论重视精英与群众的区别，所以发展出“社会运动企业家”(social movement entrepreneurs)、“议题企业家”(issue entrepreneurs)等概念。

一般以为，华人社会资源丰厚，社会力充沛，有利于组织动员。过去马华社会运动多以华团为中介，诉诸广布社会各阶层的网络关系。然则，为甚么同样的组织与网络，在不同时段，却令抗争与响应，呈现起伏与盛衰？社运的兴起与推进，除了受制于政治机会结构和国家收编吸纳等原因外，还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能力有关。

检视马华社会运动，不应忽略个别运动精英的出现，在领导和策略上发挥的作用。

五十年代华教运动：林连玉

在争取公民权运动中，刘伯群与林连玉在紧要关头，向马华公会发挥施压作用，令这个攸关民众权益的议题升温，最终获得注意。一介教员的林连玉，最初组织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仅是一个自救的工会。可是到了巴恩教育书公布后，林氏在这个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发起筹组教总，维护华校地位。此后，他凭着个人的情操、激情、智慧、风骨与责任，与同伴奋斗、与华团串连、与学人配合、与政党角力、与官僚斗智，在五十年代那个认同匮乏的社会，奔走呼号。

杰出的“社会运动企业家”，不只是单纯的社运领导者，还要把众人的愤恨与抱怨，有效地“集结”或“创造”出来，化为有组织和制度化的运动能量。林连玉不只有游走于社运与政党之间的冷静机智，也有组建教总、筹建会所的实务能力，更有论述和思考的视野。“社会运动企业家”不只是运用资源，还有创建与发掘资源的眼光，包括带领团队追求目标的人格魅力。若缺少林连玉的身影，五十年代的华教运动虽然存在，但影响可能相对边缘。

林晃升制度化运动及经营团队

此后的林晃升，则是另一位带领马华社会运动走向高峰的“社会运动企业家”。这一位林氏既是商家出身，他勇进的组织与经营能力，更推进了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社运动员。林晃升对社运的主要贡献有两项：运动制度化与团队经营力，至今无人能及。

激情与愤懑的社会抗争，如不能转化和制度化，极可能走向低迷。林晃升在土著主义喧嚣的年代，推动独中统考、编纂课程教材、建设董总秘书处。这几项重大举措，令母语教育的发展有了相对制度化的条件，可以形成既独立又能向外衔接的教育体系，更重要是，它令华教工作专业化。社运如果无法提升专业，很难与掌握丰沛行政资源的国家机关抗衡。

左翼干部、民权律师与学术人员

但是，一个社运组织要独力完成这些既专业又见气魄的成就，除了热情与意志，还要有人才与知识。林晃升在这方面，具备爱才、识才、信任人才的团队经营能力。自七十年代起，林氏领导的华教运动聚合了三批精英人士，一是左翼背景的运动干部、二是法学背景的民权律师团、三是专业背景的学术人员，分别落在组织、法政与课程考试三大板块上。他的整合与协调能力，还表现在团结各地方人士与十五华团方面。

社运领导人要有组织建设的企业思维，也要培养团队人才。董教总在有“社会运动企业家”领导的时期，将材辈出，满天都是星星。许多人愿意追随林晃升领导下的华教运动，除了认同斗争目标之外，也是受其气慨感召，运动团队的人才一波波的引进和更新，刺激了议题的创新与论述的建构。林氏以后的华教领导人，仍然在他所建设的组织、体制与人事遗产上享受成果，始终未能超越。

华教运动出现瓶颈，缺想象力

近年来，华教运动无论是动员与议题，已出现瓶颈困境，组织也渐告式微和老化。如同社运研究者指出，这是不同世代运动者的更替带来的问题。虽然第一波社运者开创了抗争的可能性，证明集体行动是有用的，但对于后继者而言，抗争的风险与成本固然减低，可是较缺乏想象力，也受到传统所限制。

如果我们接受“社会运动企业家”是一个有用概念的话，马华社会运动的再造，或许就有新的可能性。社运与抗争需要依托组织资源，而在大马华社，普遍所指的就是华团，问题在于，是不是离开对华团资源的依赖，马华社会运动就可能弱化？近期出现的反对媒体垄断运动、揭露华小校长贪污运动，以及白小保校运动，不再片面地依托华团资源，试图开拓新的马华社运模式。

议题操作与抗争手法须要翻新

在这类个案中，虽然议题的大背景未脱离华社惯常关注的文化与教育范畴，但是具体议题的建构与操作，或抗争动员手法的翻新，已不限于既有的结构框架，而行动者的角色反而突显。尤为重要是，政治机会结构不是一成不变，但相当依赖运动精英的把握与判断。就此一角度而论，未来马华社运模式的转型，既关系到如何开发资源和掌握议题，也有待更多“社会运动企业家”、“议题企业家”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