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安华负责策动国阵东西马议员倒戈，以及巫统基层领袖的华人寄居谈话引起风波之时，大马武器部队总司令 阿都阿兹 （左图）上将日前一席谈话，呼请政府采取行动对付炒作族群课题者，以免族群关系紧张影响国家安全，就格外引人关切。

在许多威权转型的案例中，军队的立场和国际社会的态度，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大马军队向无干预政治的传统，军队看似国家化和中立化，但是也无时不突显其马来化和回教化的特性，在未来国内政治的动荡中，其角色仍然值得关注，以及备受考验。

军人缺施政能力难维持干政

一般上，军人干政与经济发展有关，通常是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普遍现象。以东南亚而言，被评鉴为高所得的文莱与新加坡，以及中上收入的马来西亚等三个国家，虽然都无法被归类为民主制度完善的政体，可是都有文人政府，并且也都未曾发生过军人干政的经验。

事实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复杂变迁，也使军人干政很难也不可能，因为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强大社会力量与经济利益，并非那些缺乏施政能力和民意支持的军人执政，所能应付和协调的。即使在泰国，军人走出军营后也往往过一阵子就还政于民。

大马军人沿袭英国专业化传统

马来西亚的军人追随英国传统，有军人职业化和专业化倾向，基本上不过问政治，而且国家是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取得独立，军队在建国过程中没有扮演较吃重的角色，自然不能崛起为权力的重要支柱。在五一三事件后，军人应巫统的要求加入国家行动理事会，但当议会恢复运作后，军队毫无怨言地退出政治，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或任何政变阴谋揭诸于世。

实际上，在大马，军队与大部分民众的目标并没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在很长一段冷战的时期，他们共同的目标是：保护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遏制主要由华人组成的马共叛乱以及维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

王权政权军权构成马来权力轴

此外，身为马来权力精英的一环，军队将领与巫统支配的文人政府在利益上是一致的，跟王室也有紧密的互动和流动。与欧陆王室的传统一样，各州王室成员的成长过程里，很多人都有军校或军旅的历练。因此王权、政权、军权之间，构成马来权力轴心中一幅绵密的关系网络。（这一点，对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如李光耀而言，老早就有洞悉和布局，他的两个儿子不只有军事资历，还有高阶军衔。）

将领与文人政治精英渊源深厚

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大马高阶的军事将领与文人政治精英渊源深厚，前几任首相都在武装部队安置亲信担任重要职位，在一个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家族效忠能确保良好的文武关系。据澳洲学者Harold Crouch指出，首位大马籍的武装部队总司令Tunku Osman Jewa就是吉打州皇室成员、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侄儿。1970代的总司令Ungku Nazaruddin Ungku Mohamed 是前首相敦拉萨在“权力摇篮”江沙马来学院的同学，另一位前首相敦胡申翁在1981年曾委任其妻舅Tan Sri Ghazali Seth出任此职，到1983年，由马哈迪的妻舅Hashim Mohamad Ali取代。

除了人际网络之外，近三十年来大马军队最大变化是就是回教化因素的加速渗进。陆军部队最早在1932成立，而在1938后，则成立了皇家马来军团，这从而开启了让马来文化和习俗传统渗入军营的机会。不过，在英国的军人职业化熏陶下，军队长期维持世俗面貌，宗教信仰被视为个人领域的问题。在独立以后，由于国父东姑坚持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国，军方意识形态中并不以回教为核心。直到马哈迪在1980年代上台后，情况才开始变化，如今回教已逐渐成为军队文化一部分。

80年代起军队回教化因素抬头

事实上，任何军队都得强调思想和政治教育，才能维系军人为何而战的责任或荣誉，但军事思想教育必需紧贴国家安全与政治形势。军队内的回教化因素抬头，既是受1980年代以来中东的回教复兴运动影响，也与马哈迪时代运用回教作为政治统合工具的策略有关。由于马来政治精英和高级文官，与军方高层有着长期的人际互动网络，行政体系内的变化自然会延伸到军方。在1980年代后，回教化成为治军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军方就成立了武装部队宗教局（KAGAT），从事回教灌输和宗教课程。

开始时，武装部队宗教局的宗教师是由文职人员担任，后来这些宗教人员慢慢的冠上军阶，可以身穿军装制服。宗教局的首长授以准将军衔（Brigadier General）。2001年一名前任KAGAT首长，被马哈迪延揽入阁，担任首相署主管宗教事务的内阁部长。

精英以回教因素管理文武关系

军队内的回教化色彩加深，一是用于遏止左翼思潮，其次是防范宗教异端思想在军队内蔓延。军方在部队内主张的回教思想教育，与巫统是一贯的，以温和中庸的回教价值为核心。据有关研究者指出，按不精确的估计，军队内的回教徒约四分之三为温和派立场，只有约四分之一持基本教义派主张。以遏制异端宗派为目标之一的军中温和回教文化，提高了效忠和服从的意识，反而巩固了文人控制的政府，回教党就从未取得大多数军人的支持。因此论者认为，政府和军方是运用回教因素，来管理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历史上大马的军方是有机会干预政治的，只是军事将领服从宪法和文人统治，选择了不介入，一次是1969年。另一次是1998年。据Ab Razak bin Mohd Khairan在美国加州海军研究院撰写的硕士论文（2004）透露，在烈火莫熄最高潮时，曾有人怂恿军方将领，以回教的旗帜出来支持安华，但并不成功，军队决定效忠有合法性的马哈迪政府。不过，军中回教教育有时是双面刃，人们不要忘记，在1999年大选时，就有不少军警的邮寄投票倾向反对党。

政局紧张军方高层宜慎重发言

大马长期由巫统主导政局，没有政党轮替的经验，巫统是马来人政党，又是回教徒政党，军队虽然秉持国家化精神，但与巫统保持亲和关系，则不容否认。日前武器部队总司令阿都阿兹的谈话，无论在时机和场合上，确有不当之处，才引起人们疑虑。在时机上，华人寄居论风波，国阵高层已循政治解决途径处理，而安华策动议员倒戈，则进入关时刻，军方高层实应慎重发言。而在场合上，阿都阿兹是选择在巫统妇女组一项公开活动上发言，也有欠周详。

理论上大马军队是否捍卫宪政体制，仍未受考验，尤其是巫统塑造出来的“马来人政治支配权”受到挑战的话，以马来人为主的军方会持何种态度？面对马来人政治的分裂，以及政党之间利用回教因素作为权力操作杠杆，军方的倾向如何？高阶将领和低阶军官的政治取向，有没有区别和分歧？纳吉长期担任国防部长，在擢升和军购上可以对军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独立以来，军方始终坚守军人专业主义，与社会也没有太大利益挂钩，对政经事务从未拥有发言权和显露任何野心，军队国家化已成共识，也对政治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未来若出现政权转移或民主化时机，除非极端的种族主义政客刻意引进外力，大马军方本身应不至于成为民主宪政运作的障碍。不过，大马若要成功通过威权转型的试炼，军方就必需为宪政护航，为文人统治护航，为民主基业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