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是，短短几天之后的二月六日下午，由于霹雳州苏丹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民极难接受的决定，导致数千人游行到江沙皇宫前示威，而且根据报导，还有示威者向霹雳州王储的座车喝倒采。

众多民联支持者在最后一晚涌向霹雳州务大臣官邸的高墙之内，向执政仅十个月的尼查州政府致意，但隔日另有数千愤怒群众奔赴皇宫，在高墙以外，向正在里头进行着的新任大臣宣誓仪式呛声抗议。

墙内墙外，两种风景，对向来颇受尊重的霹雳苏丹及其王储而言，都是极为尴尬、耻辱和不体面的经验。

霹雳苏丹决策加剧宪政危机

局面演变如此，与霹雳苏丹的争议性决定绝对有关。巫统策动的跳槽事件，意图重夺霹州政权，此举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实乃权力政治常态，本无值得非议之处，除非夺权涉及丑恶交易。

可是，人在高墙之内的苏丹，却在处理过程中加剧了宪政危机，严重毁损了君主立宪的宪政规范，对正处民主转型阶段的大马政治而言，极可能铸成历史性的伤害。有人把这次纳吉操盘下的霹州变天形容为一场政变，其实不够精确，这其实也是一场“苏丹政变”，政权是在皇宫内转移的。

掌权者发动自为政变的案例

政变原指透过不合宪政规范和正当合理的手段来取得政权。掌权者可以发动自为政变（self-coup），实不罕见。上世纪九十年代秘鲁总统藤森就曾经发动一场“总统政变”，毁损自已不能控制的国会，以达扩张政治权力的意图，俄罗斯在耶尔钦时期，也曾经发生过坦克炮轰国会的总统政变。

在这里，我们无意指称霹雳苏丹在处理政治危机时，有扩大皇权之动机，但它造成的实质结果，则是苏丹以极度不符我国宪政体制和宪政运作规范的方式，以一人之意变更政权，而凌驾民意。这过程既有违程序正义，也制造宪政危机，并且剥夺选民重新做出裁决的机会，以及打击国人对君主立宪的信心和尊重。

立宪君主奉持不干政原则

事实上，按议会民主和君主立宪的宪政运作规范，以及霹雳州宪法精神，当民选的民联政府面对议员跳槽而致州政权不稳，州务大臣其实有多个选项，一是如果觉得大势已去，可以宣布辞职下野，二是请求苏丹解散州议会，重新改选，三是召开州议会，寻求信任投票支持，四是展开政治运作，挽回议会多数的支持。

通常，在成功的君主立宪运作经验中，世袭统治者必须超越政治，不介入现实的政治操作，只扮演国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一般上，在政治理性和风险评估下，民选政府只有万不得己才会选择提前解散，立宪君主在不干政的原则下，很少会拒绝解散的请求，坐视政治危机蔓延下去。

拒绝大臣解散要求扩大僵局

但是在这次霹雳政局危机中，深具法学素养的霹雳苏丹，却一连做出三个非比寻常、不合宪政惯例的动作，不只无助于危机化解，反而激化野朝对立，甚至令民怨逐渐把矛盾指向皇宫。

首先，苏丹在没有合理的理由下，竟然拒绝州务大臣的解散要求，扩大现有的政治僵局，使内阁制下经由议会解散化解政治危机的宪政机制，完全无法启动。

但是，更使宪政学者（而非一般不谙宪政理论的法律人士）觉得难以理解的是，苏丹在做出不同意解散的决定后，其动作还没有停止，反而在二月五日发出的皇宫文告中，竟然谕令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总辞，并且立即生效。此举在客观上马上造成了妨碍政治运作的干扰效应，还限制政治精英的选项和策略。

苏丹裁量权应限同意或不同意

在君主立宪的精神下，统治者面对解散议会的要求时，其裁量权只限于同意或不同意，而不是介入背后的现实政治运作。霹雳苏丹在文告中下令州务大臣辞职，就是一种超越宪政规范的不合理举动。通常，苏丹在做出解散同意与否的决定后，他化解危机的角色就已经告一段落，其余的发展就留待政治人物进行党政运作。

如果议会解散，就意味着重新改选，这个过程没有苏丹可介入的角色，要是不同意解散，也得交由民选政治精英展开政治角力，这时政治精英可以选择的方案，包括维持少数政府、协商大联合政府，或是发动不信任投票。也就是说，政权的延续或变更，必须回归政治运作，完全不应由苏丹越俎代庖。

要求总辞的做法让人错愕

可是，这回我们不只看到霹雳苏丹越俎代庖地下令民联政府的尼查辞职，苏丹的第三个令人错愕的动作，就是在文告中进一步“先发制人”，宣称如果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拒绝总辞，将视同“悬空”。此举不只压缩政治精英们的党政运作空间，也隐然衬托出皇宫的偏差、好恶与不中立。

但更为怪异和突兀的是，苏丹还一一召开四位跳槽议员，征询他们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可是争取议员支持的工作，应该是留给政治领袖去运作协商，甚至进行朝野交易，岂是由苏丹出马，取代政党精英的游说过程。

化解政治僵局的宪政运作，除了依据宪法条件外，也要考虑宪政的规范与惯例，尤其不得对笼统、抽象、简略的宪法文本作狭隘、技术性和语义式的诠译，因为宪政体制的运作与政治僵局的化解，尚要考虑到政治现实、国家利益、社会民意，以及传统惯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数百年来就是仰赖惯例、传统、经验、规范，以及宪政学理的滋养，而成世界典范。

王室介入政治的发展可忧

然则，霹雳州王室在这次政治危机中的积极介入、强势参与的姿态，却是严重压缩和排除民意的表达，阻断了宪政体制中化解危机的既有设计，也干扰了党政运作的空间。当各报纷纷刊登苏丹召见许月凤的照片时，王室高度介入政治过程的印象，就令人难以抹去，如果霹州苏丹有意以此确立宪政前例，那么这种发展就不得不令人担心。

事实上，在英国君主立宪数百年的经验下，世袭统治者的权力只有缩减的趋势，只是我国独立后行宪经验尚短，还没有足够的案例和传统，才令到各界对苏丹的裁量权有宽松不一的诠释。可是，在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中，宪法保留给苏丹的权力是固定的，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不能因为个别不同的解读就产生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得进一步指出，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并非没有“反跳槽”的机制设计，反而，要是有任何议员跳槽，或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而致政府面临垮台之虞，只要启动宪法上的解散议会之程序，即可达到反制跳槽、重新寻求民意，以及保障程序正义等效果。

宫廷决策否定民主参与的机会

易言之，现行宪政体制在运作上的灵活特性，其实已可以起到“反跳槽”的作用，同时也具备了“反跳槽”的相关机件与设计。相反的，如果王室不依宪政常理来处理政治危机，而试图另辟途径，不只将对政党政治的运作产生诸多扭曲的后果，还可能制造更多的混乱与危局。

这一回，在议会和民意程序还没有走完之前，苏丹在宫廷内就决定了政权的变更，广大选民要求重新改选的意愿无法落实，这不只否决人民追求民主参与的机会，也挫伤国阵政权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此刻苏丹的姿势和身影，犹如回到以前扮演过的法官角色，先是召见各人收录供词，然后作一仲裁。但一位立宪君主最重要的是行宪与护宪，不是做出裁决和评断，而是避免社会卷入更激烈的分歧，否则，世袭统治者在此役中遭遇的非议与质疑，会远比夺权的巫统来得严重与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