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争议由来已久。只不过这一次智囊团亚洲策略研究院(Asli)所发表的研究，却以扎实的数据和方法论，挑战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股权分配的方式、计算方法和透明度，燃起了社会正义与种族关系的争议。

亚洲策略研究院属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是在今年2月针对第9大马计划的股权分配，发表研究指出土著拥有的挂牌公司股权已达到45%，远远超越政府定下的30%目标，并与政府在2004年宣布土著拥有股权只占18.7%出现极大的差距。

它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分配财富方式，不但阻扰经济成长，也扩大土著内部的贫富鸿沟以及不利各族群关系的融和。它也批评政府的选择性庇荫，尤其是给予特别政府优惠培育大型马来企业的努力，已经被1997年的金融风暴所击垮。

亚洲策略研究院也建议政府应支持一直独立成长，真正有企业经营能力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那些新冒起的中产阶级、跨族群合伙人。

新经济政策受公认滥用

不出所料，亚洲策略研究院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两极化的反应。

对于苦受新经济政策包袱限制的非土著社会和反对党，他们再次获得批评新经济政策弊端的有利论据。

而稍有独立判断的民间及半官方组织都同意，新经济政策已经被少数的当权派，既巫统王子们（Umnoputra）和被当权派属意的华印裔商人所垄断，成为获取政治支持及庇荫的工具，亦是金钱政治泛滥的滥觞。

就连官方的大马经济研究院（MIER）执行董事莫哈末阿立夫博士，也公开表示实施了35年的新经济政策，已导致大马各族中下层阶级被边缘化，新经济政策的持续只利惠一小撮的上层土著，不断为他们制造财富，导致中下层土著连同非土著一起被边缘化，无法参与国家经济成长。

他也同意新经济政策下施恩与回报（patronage）特定阶层的作法应有修正的一天，因为新经济政策在这方面已做得“过火与过时”，继续推行以种族作为根据的经济政策，肯定对国家不利。

前卫生部长蔡锐明曾在与凯里进行的第三电视辩论中，质问为何自1990年至今，马来股权占有率仍停留在19巴仙。

最近风头甚建的公正党财政卡立依布拉欣（右图）甚至宣称新经济政策滋生的依赖心态，将会摧毁马来人，并把新经济政策比喻为一颗“大毒瘤”。

不过，对于巫统领袖来说，他们纷纷跳出来质疑洲策略研究院的准确性和猜疑其报告发表的动机。巫统副主席慕希丁甚至批评有关报告为“垃圾”，并要求收回有关研究报告。

《马来西亚前锋报》访问的学者，则以马来人现今的经济地位比1995年更低来反驳。

马来社会统治精英的反应，浅而易懂。若马来股权已经超越30％的限定，新经济政策继续落实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而巫统领导马来人的正当性也将受到挑战。

首相阿都拉及其女婿兼巫青团副团长凯里，却在去年的巫统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出现类似AP入口汽车准证的疏漏现象(ketirisan)的理由，来力证新经济政策延续的必要性。

近来发表连串马来人被边缘论而成政治争议风暴的凯里，俨然是新生代的马来人权益捍卫者，他甚至认为股权分配不足改变马来人被边缘的现象，反而建议扩大各领域的固打制至专业领域等。

市场价值VS股权面值

目前亚洲策略研究院研究报告所引起的争议有3点：

第一点在于计算的方式，既使用市场价值(Market Value)还是股权面值（Par Value）来计算。固中的逻辑很简单，以股权面值计算，蓝筹股马电讯与一般的股票的股权面值同样是一元，但是从市场价格来看，投足举手间影响股市起落的国能股价却远远超越一般的股票。

论者认为新经济政策采纳股权面值的计算方法有弱点，也是为什么马来股权近10年来一直徘徊在19％左右的原因。若采纳上市股市的市场价值计算，马来股权已经超越了30%的指标。

第二点，在于研究的范围究竟有多广，政府以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的数据取自国内1000家上市公司，但是首相署经济规划处（EPU）的数据却是通过调查60万家公司而算出，因此反驳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的数字不可靠。惟前者的调查是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后者却以面值为依据。

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调查的1000间公司，是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上市挂牌，而政府调查的60万间公司，只是在公司注册委员会名义下注册。

从调查的角度来看，政府是“重量不重质”。不过在现实经济环境里头，往往会出现一家注册了上千万资金的公司可能在实际营业后面对亏损，而一家数百万资金的公司却有可能赚取了上亿令吉的收入，市场价格的计算，显然更准确反映现实的经济实力。

也有论者强调，超越90％登记的公司是中小型企业，其中约75％是由华裔所拥有。这个数字虽看似惊人，但是中小型企业只占了国家总生产值的10％，影响力微不足道。

政府关联公司是不是土著公司？

第三，把占了股市三分一市场价值的政府关联公司(GLC)列为土著公司的争议。政府认为关联公司由政府控制，是全民拥有的资产，不应把它计算在内。

但是关联公司的实际操作是否反映全民公司的本色呢？实际上政府关联公司一昧只发出合约给土著公司，内部的职员和董事也绝大部分是土著（约85％），甚至许多政府关联公司的运作，也以提升土著的经济参与权为目的。

回顾历史，政府关联公司的出现源自新经济政策。政府在70年代成立信托单位，并通过国有化政策接管许多关键的经济领域，让国家机关迅速膨胀，培育土著的管理能力和商业文化。尔后，马哈迪认为由政府机构代表马来人管理财富的增长太慢，就采纳私营化政策，精心栽培一批马来企业家，通过优惠的货款以及转售政府机构如重工业集团和马航等，来培育大型的马来企业。

不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打垮了这群不具真正生产能力的“快熟面”企业家和朋党，造成政府被迫介入挽救，通过国库控股(Khazanah)把许多私营化计划重新“国有化”，并称为政府关联公司。

若没寻租，经济可成长多3至5％

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调查报告所惹恼的，不是普通的马来人，而是许多仰赖新经济政策庇荫的巫统新贵。这些政商背景雄厚的土著精英，就是每当新公司想要上市，必须分配30％股权予土著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往往在获得股权后就转手脱售，导致新经济政策出现漏洞，并擅长以阿里巴巴(Ali Baba)方式组织公司，享受种种“睡眠伙伴”好处的寻租者。

国际著名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大马的各式“寻租活动”已经耗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5％（既阻碍经济成长多3至5％）。它也估计在过去20年来的“寻租活动”（既新经济政策底下的庇荫行为）已经导致约1千亿美元(或约3千688亿马币)资金的流失。

挑战建立有公信力的衡量标准

我们同意新经济政策争议的关键点，并非是19％或45％的股权，而是针对新经济政策长期以来的黑箱作业方式提出质疑。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所提出比较接近经济现实层面的计算方法，目的也是要挑战政府建立一个透明、准确及有公信力的经济衡量标准。

而其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包括必须吸取过去选择性培育朋党商业机构失败的经验，强调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商业社会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有永续经营能力的土著企业家，也有振聋发聩之效。

“分配财富有功，扫除贫穷有限”

实际上，土耳其学者－－欧斋默密特(Ozzy Mehmet)早在80年代初期，就曾被政府委托，驻在马来亚大学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成效。由于这名耿直的学者，列举出新经济政策的种种弊端，导致其报告书为政府所拒，只好转而出书为《监守自盗》。

在这本80年代初出版的褐色书中，默密特直言新经济政策是“分配财富有功，扫除贫穷有限”，并论断枉顾经济效应的国有工业化政策必然遭遇困难。学者并非未卜先知，而是依据逻辑和数据推论而成，对照现今贪污横行、普腾汽车及柏华惹钢铁厂的绵绵不绝的巨额亏损，还有大马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可说是句句皆中。

如今在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的争议性报告出庐之后，重读此书，对照25年后的原地踏步，让我们不禁为深陷种族主义泥沼的马来西亚感到忧心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