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古巴首都哈瓦那，曾被喻为 “加勒比海的蒙地卡罗”，以博彩业和娱乐业发达名闻遐迩。当时的古巴总统是恶名昭彰的独裁者巴蒂斯塔（Marta Fernández de Batista），他与美国黑手党狼狈为奸，把哈瓦那打造为一个五光十色、肉欲横流的大都会。

政府做庄牵线

当时巴蒂斯塔政府将从国库拨款投资黑手党经营的事业，甚至立法让黑手党掌控的酒店业享有赋税减免。政府也保证旅馆与夜总会的投资人不必经过博奕委员会的审核，就可以拿到赌场的经营执照。即使美国投资人拥有犯罪纪录，也不会因此受阻。简言之，古巴政府做庄牵线，让黑手党及其财务运作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

当然，巴蒂斯塔政府不是平白提供赚钱便利予黑手党，那些欲获取赌博执照的投资者，除了必须上缴百万美金的执照费，而且每个月还要支付一笔高达十多万美金台底营运费，外加抽一部份利润直接孝敬巴蒂斯塔或其家人。

黑手党在古巴的企业版图急速扩张的同时，巴蒂斯塔的私人户口也不断膨胀，因为他一年收受的回扣将近一千万美金。

当这些黑帮财团和贪官污吏的财富暴增的同时，民怨也跟着来到了沸点，因为巴蒂斯塔政府干了太多坏事，如无耻政变、残酷镇压、新闻审查、贪污腐败、勾结黑道和国家资源侵占者。

终于，古巴爆发了人民起义，革命军于1959年1月1日推翻巴蒂斯塔政府。巴蒂斯塔在革命军攻占哈瓦那前，早已仓惶出逃，并在此之前把一皮箱一皮箱的现金运往瑞士和其它地方。据估计，他从古巴搜刮将近3亿美元。

以正当生意人自居的黑手党财团，深信可以重施故伎收买新政府，并未逃离古巴，结果押错宝，资产全遭冻结，剎那间化为乌有。其中一位权高位重、主导哈瓦那黑帮事业的犹太籍头目蓝斯基（Meyer Lansky）曾被估计拥有近3亿美元身家。然而，法庭最终宣布，他仅留下5万7千美元的遗产。

美国黑手党财团在古巴发展的兴衰史，可供那些长期在政治庇荫下养尊处优的大马企业教父们引为借鉴。企业教父们占据金权核心太久，往往会错觉自己真的可以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拥有扭转乾坤的无上权力，从而错估形势，万劫不复。

漠视民间疾苦

企业教父和他们的“富后代”疏通巴结恩庇主取得商业特权，使他们迅速飞黄腾达、家财万贯，过着锦衣玉食、奢逸无比的生活，隔绝于民间疾苦，因而难以奢望他们对贫苦阶级产生怜悯之心，更遑论自我反省政商勾结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恶化。

杨忠礼集团董事经理杨肃斌最近在一项研讨会发表 “赶走穆巴拉克又怎样”和吹棒“纳吉是我们需要的首相”之言论，明白直接地道出他对当前腐败旧体制的眷恋和维护。然而，极其讽刺的，他竟然正在极力打造一个4G网络覆盖全国的美丽新世界。（对此，拥护改革、渴望改变的新一代只能向杨肃斌的Yes说No了！）

1992年，本为建筑公司、毫无电力生产经验的杨忠礼机构，成为大马首家获得25亿令吉私人发电执照的公司，并把电力卖给国能，合约长达21年，保证它获得丰厚可观的盈利。在取得马哈迪政府颁予的上述优惠后，该机构在资本、利润和营业额方面迅速增长。据估计，该机构超过70%收入来自电力供应，提供进一步扩展所需的资金。

正如《亚洲教父——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 一书所言： “每位教父的帝国核心，可以说是由特许权、执照垄断权，以及少数经营权所构成的。即使不是如此，也因为政府造成的经济结构反常导致企业联合（cartel）的形成，使得教父能在特意压抑的竞争环境下成长。这就是东南亚巨商们成功的基本真相。

每个上升中的教父，无时不在寻找不需要透过竞争就能取得的核心现金流（core cash flow），让他们不受景气影响，企业依然无坚不摧。”

核心现金流的来源通常就是来自政府颁发的特许权和执照垄断权：大马首富郭鹤年最早赢得我国白糖垄断权、次富阿南达掌握赛马经营权、已故林梧桐获得大马唯一合法赌场经营执照（其夫人目前位居大马富豪排行榜第三位）、陈志远取得多多博彩经营权、赛莫达获得进口稻米和白糖垄断权……。

树大根深的政治庇荫，让这些大亨们长期占据大马十大富豪排行榜。国阵政权54年来老树盘根、屹立不倒，当然也需归功于朋党企业的养份输送，使其权力茁壮参天，足以遮天蔽日。

政商财团主义

我们已目睹企业教父如何运用财势染指司法，与当权政要连手操弄司法，影响法官的升迁，闹出 “林甘短片”丑闻。皇委会于2008年公布的调查报告已证实律师林甘透过大亨陈志远和前部长东姑安南，涉嫌操纵阿末法鲁斯擢升为法院首席大法官事宜。前首相马哈迪同样被证明涉案，惟这些涉案者迄今依然逍遥法外。

正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横行无阻，让一张张的特许经营权、垄断执照，化作一把把轻易打开国库的钥匙，让政商财团予取予夺。落入私人口袋的公共财富，再被用来展开巩固权力的工程，如收买议员颠覆民选政权、贿赂法官妨害司法公正、收购媒体破坏新闻自由、雇用暴徒扰乱和平集会、资助极端组织分化族群……，把 “左手掌钱，右手弄权”的金权游戏玩得出神入化。（当大家一窝蜂谴责为国阵站台的艺人时，却忘了出资聘请他们站台的 “一个马来西亚组织”之幕后金主，也是我们应该全力讨伐的对象。）

别人恐惧时贪婪

将这些游走于黑白之间、穿梭于正邪之间的企业大亨称为教父，确实颇为传神贴切，因为除了手段精致和粗糙、霸气内敛和外露的差异，他们的掠财精神与黑帮教父们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简称GFI）机构揭露，马来西亚从2000年至2008年黑钱外流数额高达8880亿令吉，居全球第五位，在在说明于此寡民小国获利如探囊取物的政商财团，势力何其庞大神威，老百姓何其渺小卑贱，古巴黑手党和独裁者只能瞠乎其后、自叹不如。

股神巴菲特有个著名的投资信条：“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政商财团的贪婪就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惧感。从马哈迪时代延续至今的“白色恐怖”使人民怯于质疑和反抗国阵霸权，从而让政商财团如入无人之境，任意敛财。

然而，308政治海啸扫除了许多人的恐惧感，并开始对自由、民主、公正和平等产生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史上首度失去国会三分二的多数优势，以及丢失五州政权，让一直大权在握的政商财团震栗。陈志远无法顺利取得赌球经营权，痛失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大发利是的机会，正是国阵害怕来届大选政权不保的恐惧感所致，那是前所未有的事。

人民不再像杨肃斌所嗤之以鼻般，只在“没有饭吃时参与政治起义”，反而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 “贪婪”，致力追求更符合社会正义的优质生活。当权者恐惧时，人民必须贪婪，我们应该善用当权者的恐惧为自己赢取更多权利，从政商财团的私人财库夺回属于全民的公共财富，给长久以来唯我独尊、轻蔑人民权益的企业教父们沉重打击。

出来混迟早要还

50多年的绝对权力，已让政商财团绝对腐败，致使马来西亚逐渐变成一个硬体进化、软体退化的野蛮国家——野蛮的根源就是权力的傲慢。我们需要创造前所未有的 “权力转移”（power shift），把权力、知识、财富和其它资源扩散转移至更多人手中，拆除政商勾结的恩庇体制，埋葬专权横蛮的寡头政治，更重要的是彻底告别反智愚民的文化——那是傲慢权力的根源。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1998年印度尼西亚前独裁者苏哈多倒台后，失去政治庇荫的印度尼西亚首富林绍良属下企业负债累累，其个人资产从160亿美元的颠峰，大幅降跌至10亿3千万美元，终须把部份依靠垄断经营权取得的巨大财富归还予印度尼西亚。

当然，“不时不报，时机未到”这回事有时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8880亿令吉的国家财富早已一去不复返，而更多上亿元的公共财富正乘搭着私人游艇、喷射机出国环游世界，造福他国经济，而他们的主人正在蒙受汽油、白糖、电费涨价所引发的高通膨煎熬。

对于政商财团的麻木不仁，我们必须有所醒觉和愤怒，并看透其美好企业形象背后的丑陋与邪恶，避免不自觉地成为伤人害己的帮凶。无论谁执政，视人民为蝼蚁、为草芥的政商财团体制必须削弱，甚至瓦解，否则在其巨大身影之下，人民依然只是绻缩一角、等待屠宰的羔羊！

后记 ：

“在商言商”往往成为企业作恶造孽的理由。计算机业巨擘IBM被指控为了牟利，替纳粹政府提供一种可统计出犹太人口资料，并可追踪和识别犹太人的科技产品：Hollerith穿孔机，协助希特勒的进行种族灭绝行动。当时的IBM主席沃森，更因此被纳粹政府授予勋章。

福特汽车的阿根庭分公司，也曾参与该国的70年代的恐怖行动，提供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以进行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行动。军政府给予福特的回报是为工厂清除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后来，该国工人于2002年对福特公司提出刑事控告，以对厂房发生的镇压事件负责。

企业财团为赚钱而助纣为虐绝非天经地义，反之须为它们所带来的祸害负责。它们经常宣称本身提供就业机会造福社会，却为自己的贪婪所造成的罪孽推诿搪塞。

电影《教父3》有一幕，黑手党教父一方面为义子在教堂办受洗典礼，一方面却派人清理门户、大开杀戒，在正邪之间摆荡的人格分裂，或许也是企业教父的特质，一切皆源自对金权的贪婪，对失势的恐惧感。

参考书目：

1.《金迷纸醉哈瓦那：卡斯特罗的革命前夕》，作者：T.J.English，译者：阎纪宇，时报出版。

2.  《马来西亚华人生意》，作者：Edmund Terence Gomez，译者：傅承得，大将出版。

3.  《亚洲教父─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作者：Joe Studwell，译者：刘盈君，天下杂志出版。

4. 《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作者：Naomi Klein，译者：吴国卿、王柏鸿，时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