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3日，身怀六甲的母亲听到华巫冲突消息后，马上把经营的理发店大门深锁，顾客大多数是附近居民，大家赶紧逃命回家，只剩下住在孟沙区的一名马来妙龄妇女。理发店是在中南区和怡保路的交接区，往右方向就是秋杰路、峇都路、甘榜巴鲁和金马律等马来“重灾区”；往左方向就是文良港、十七楼、仙都和怡保路等华印集中区，而理发店仅贴在华人区范围边缘。在这种风头火势，若让一名马来妙龄妇女下楼搭车回家，不被溶掉才怪，惟有打电话通知他丈夫开车接送。
 
当他丈夫驾至怡保路和仙都交接地区，即是目前王朝酒店（Dynasty Hotel）的位置，不幸碰到华人私会党设下的“关卡”，车子被数名私会党份子截停，一把手枪、两把斧头架在头上，询问他去那里？幸好他和母亲联络时有抄下地址和电话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纵然如此，他还是无法道出理发院店名，其中一名私会党徒打了电话向我母亲确认，母亲恳求放人他才逃过一劫。
 
往后的44年里，这名名马来妇女一直都是母亲的顾客，每周从未间断。每次听到母亲用蹩脚的国语跟她交谈时，连我听到都觉得吃力，还亏她那么有耐心听足一两个小时。她连发型也是超级经典，经过40多年都从不改变，梳得高高蓬蓬的，然后用定型液喷得硬邦邦。大概在10多年前，有一回她突然患上脚疾，而母亲的理发店又在三楼，有几次都由我扶她上去，看她爬得又痛又累。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还坚持要上来理发？母亲有点骄傲地说，因为只有母亲的手艺才让她感到有信心。之后，她的脚疾恶化，就算扶也上不来了，母亲只好载着理发工具去她家帮她理发，通常一去就要老半天，这也经历了好几年，直到她脚疾康复。
 
虽然她是老客户，但我却没跟她聊过几次，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第一次当老板时，有一笔登嘉楼马来拿督的余款收不到，那一次应该是国阵第一次把登州输了给伊党，那位拿督推说败选后没钱支付，我也无计可施。她听到母亲闲聊说起这件事时非常的生气，还要我立刻把那位拿督的电话给她，说要帮我讨回公道（包括金钱），因为她最讨厌是强权压人。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没给电话号码。我哥去过她的家，家里有多张她家人跟开国元老及多位正副首相的合照。我小时候每年农历新年都会收到她的红包，现在由我儿子继承，母亲也同样礼尚往来，而她远在外国的孙子们收到红包后，一定会打电话感谢我母亲。
 
上个月我跟父母亲喝完早茶后，送母亲到理发店门口，看到她坐在肮脏的楼梯口等着母亲。她向来都喜欢叫司机先行离开，自己坐在楼梯口等母亲晨运回来，有时数分钟，有时半小时以上。看着母亲牵着她的手，两人缓缓地爬着楼梯的背影，想着她们多年来跨越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友谊，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