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改教课题引发的民事与伊斯兰法庭裁决的争议，包括森州伊斯兰传教士协会联合会（GPDNS）与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及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MCCBCHST），皆在不同场合透过媒体呼吁政府制定平息此项争议的永久性解决方案。相信关心国家和谐发展的国民亦会欢迎此项呼吁。当然，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政府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去解决此项困扰民间多年的改教争议依然是令人质疑的。原因是，国民（尤其是非穆斯林）必须留意，倘若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政府有意解决此项争议，什么将会是其优先的考量？宪法，或伊斯兰？按理应该是前者，不过长期以来为了争取马来穆斯林选民的政治支持，而不断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的巫统，岂会如此轻易改弦易辙，自毁前途？而国阵其他成员党为保各自的基本盘，也势必发出相对薄弱的反对声，致使此项争议暂时被搁置，直到巫统认为时机成熟。

然而，笔者要问，制定一解决改教争议的永久性方案是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Clive S. Kessler教授曾经撰文“马来西亚的回教、国家机关和去世俗化”指出，自1957年宪法隐然定向和决意推动的世俗化进程，在巫统与伊斯兰党的漫长竞争中消逝殆尽下，巫统早已在无意之间成为了伊斯兰党的知识和策略禁脔，沦为实际的伊斯兰教主义和非世俗政党。而在巫统不断推行伊斯兰教化和伊斯兰教法下，马来西亚已毫无疑问被定位为伊斯兰国家。因此，无论是国阵或是民联，其中的非穆斯林政党都无法回避一事实，它们的友党已启动机制，要将马来西亚去世俗化，并带入伊斯兰化的最后阶段。

去世俗化，及宗教再次成为政治的趋势并非马来西亚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的现象。《全球宗教复兴与国家关系转型》的作者Scott M. Thomas便指出，宗教的全球复兴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危机之回应，而且也回应了在发展中世界里世俗的、正在现代化的国家之危机。巫统向来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主要政治议程是推动马来民族主权（特权）。然而，Kessler指出，为了对应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党，马哈迪曾经企图以推广进步和现代主义的手段，来打破伊斯兰党的传统主义。可是在伊斯兰党长期通过卡位战术和修辞同化之下，马哈迪的企图遭遇挫折，进步和现代主义穆斯林从马来穆斯林主流孤立开来。

于此同时，伊斯兰党借助虔诚的新马来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崛起，将马来西亚推向后自由主义或者“后进步主义”。如此一来，就在巫统和伊斯兰党双方争取穆斯林支持的多年竞赛中，一种新的伊斯兰政治已然成型——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取代具民主性格和公民社会倾向的非政府组织，成为马来西亚公共领域和“积极公民运动”生活的主宰力量。

鉴于我国多元种族的国情，保障公民权益的宪法精神，遭受“特定公民”的宗教政治议程所架空的局面，是身为基督教传道人的笔者所不愿看见的。过去针对各项改教问题，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与穆斯林组织不能打破的僵局，在未来相信也不见乐观。因此，如今我们急需的究竟是一剂解决改教争议的永久性方案，或是重新建构公正且兼顾各民族利益的社会契约，这是笔者的疑问。毕竟，正如Kessler所警告的，许多良善的现代主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他们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的权利正逐渐萎缩，且危在旦夕。因为马来或伊斯兰威权主义，并没有准备跟其他没有同样思维和目的的人“共享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