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位大学生，你们感觉到我们大家正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吗?还是这群青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烫熟了？1971年的大专法令前后修正了四次，它怎样约束着我们三万人呢？首先我们不可以在校外展开或参与任何活动、不可超过五名学生在校园内集会、不可印刷或发行、或分发任何文件、还有不可邀请校外人士做演讲等其它限制。这些条规让我们无论参加什么都有错，别以为只是读书就不会出错，要是你们超过四人组织读书会，还不就是犯法。

大学生都被困在大专发令对人不对事的框框里，谁做都不会有错，偏偏身为大专生的你去做就是有罪。这一切渐渐让我们产生恐惧，纷纷养成明则保身的态度，我们除了要顾自己，社会的事就不用管了，就算自己的切身问题，关乎自己利益，才见风转舵，人多就去看看，人少就别叫我去。

我曾经和教授辩论过有关大专法令这课题，超过四人聚在一起就是犯法的，那么在食堂里，我们一桌人一起吃饭不就也是犯了大专法令？那时教授笑着对我说：从来没有人，因为超过四人一起吃饭而被大专法令控告。我回答：那么很明显的校方要控告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大专法另已列明和给予权利他们这么做。他没有说什么，我也心中有谱，因为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不自由的学术空间里，教职员的思想和言语都必须自我监视，要是发表了令当权者尴尬的意见，就是惹祸上身。曾经博大校长在某个宴会上有感而发念了句班顿：假如说谎的话，又如何可以成为议员？结果要求他下台的言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在思想上他们根本没有衡量到底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就一味指责他冒犯了所有议员，埋没其他的声音。 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今天林仕妆和黄思敏的事件，你是否也能用自己的主见去看待，还是就一味觉得他们就是犯了法。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平等还是促进不平?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促进压制，而是促进解放。 我们挺身而出的正义感呢？我们自直指其非的勇气呢？失去了这些我们还能是什么？我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只有你能为我揭晓答案。

回应专栏文章： 快乐丑角不怕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