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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他说，董总完全不敢正面回应书中提出几项涉及华教和华社公共利益问题，刻意规避华教同道与华社公开问责的心态，已昭然若揭。
“这本书的出版就像我之前在新院遭受的对待一样，被董总文告扣上杜撰、扭曲、偏见、捏造和臆想等等字眼，和用上‘卑鄙与无耻’的形容词，再次证明今天的董教总领导人在母语教育的基本原则与立场早已荡然。”
以下是柯嘉逊发表的文告全文：
本人的新书《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在5月22日正式发布。27日下午，董总文告指责书中有三事项是我的“杜撰”，借此插科打诨，说我不过发表“零零碎碎充满偏见”的个人看法，目的是在扭曲和扣上董教总变质或背叛的帽子。就有关事项是否是我个人“杜撰与扭曲”的指责，以及董教总是否变质，我的说明如下:
1）文告随便列举了所谓我“杜撰”的三事项，就妄想借此混淆华社的视听，完全不敢正面回应书中提出几项涉及华教和华社公共利益问题，刻意规避华教同道与华社公开问责的心态，已昭然若揭。
2）我强调这本书是我在新纪元学院的工作回忆录。我在书中提到郭全强先生对新院的贡献，也提到他的某些缺失，是我个人的看法，是非交由华社公论。我想指出的是，郭先生因董教总领导的身份接受的荣誉，包括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和海南大学的董事、陕西师大名誉教授、天津师大客座教授和天津工业大学顾问教授。厦门大学则颁给郭先生客座教授和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荣衔。郭先生拥有的这些荣衔，让我误以为他也是厦大的董事，是我记忆上的疏失，我愿意致歉!
3）关于天津科技大学想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一事，因为我的拒绝，当然成不了“事实”，书中已写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言。
4）我提拔莫顺宗出任新院副院长，副院长的委任却是在理事会。莫顺宗先后有三次呈辞，前两次都回心转意收回辞呈，最后一次是我出国时由叶新田改批他为请长假，使叶新田有了不召开理事会的理由，这些事实都有文件可证，不容否认。莫顺宗在学院行政管理层中的角色，文告只在“安插”这个字眼上作文章，新书第二章已有明确交待他的行为与角色，在此不再细述。
5）有关董教总变质的论断，我举出的例子包括308大选前董教总领导跟丰隆集团和雪州国阵政府代表签订了雪邦校园计划备忘录、特大前指责新院有令人不安的千万元财务问题、新院课程认证的种种谎言以及董教总缺席“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的307大游行，等等，文告竟没一字回应。所谓大选后三个月要签订雪邦校园合约和调查三个月将公布令人不安的财务问题，至今都过了一年和半年，董教总还没向华社公开交待，公信力何在?
6）那些在新院事件过程中涉及打击我和我的团队的文棍与博士级的学者，比如万家安现在是董总庶务局的行政主任；代表叶新田担任新院事件协调小组成员的丘琼润博士则出任董教总教育中心的执行顾问；蔡维衍博士则是为叶新田三个博士学位写了不少辩护文章和再三主张新院课程必需全面认证否则影响学生前途，并且努力推荐新院院长人选和现在直接参与面试新院主任级职员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些人在新院事件后，都摇身一变，成了叶新田的入幕之宾，文告也是只字不提。
7）媒体系文凭课程终于得到开课准证(approval) ，我国高教政策很像忽然变得相当开放了，“新纪元大学”的目标仿佛忽然迈进一大步了。在我任内，新院坚持中、英、国多语教学，学院办学准证更新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得到批准，媒体系文凭课程则申请了两年，修改数次都不得批准。现在我离开新院不足半年，这项课程马上得到准证，又请到副高教部长何国忠亲自颁发认证。现在，媒体又证实了何副部长的前机要秘书出任新院学生事务处主任。个中缘由，值得华教同道深思。
8）教育部长声称独中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不承认独中和统考文凭，董教总领导人事后才发篇中文文告辩解，跟不参与反英语教数理大游行的做法同出一辙，华文母语教育运动都成了被动式的运动。现在的董教总领导人和作为学术委员的蔡维衍博士是否都认为，国阵政府不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影响了独中生的前途，董教总必需全面配合政府单一语言的教育政策，所以独中课程和统一考试必须向国阵政府“认证”？华社是否要这样的董教总领导人？这样的华教领导人又将如何维护华文母语教育呢？
这本书的出版就像我之前在新院遭受的对待一样，被董总文告扣上杜撰、扭曲、偏见、捏造和臆想等等字眼，和用上“卑鄙与无耻”的形容词，再次证明今天的董教总领导人在母语教育的基本原则与立场早已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