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国防部几乎每年都发生军购遭人质疑或出现舞弊的问题，而且牵涉的数目都是上亿令吉，不断要纳税人买单，究竟军购案为何频频出现状况？
军购案之所以难以监督，原因大致上可分为四种，即（一）当局以“国防机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不愿公布资料，导致民间因不了解而无从监督；（二）军火市场资讯封闭，涉及太多技术层面与繁琐的规格，无法货比三家，造成许多交易都是以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三）尽管国防部拥有层层的内部监管机制与条规，但是却缺乏外在的独立监督机制；以及（四）许多政府与国外军火公司的交易，都通过本地代理人进行。
国防部拥三种采购方式
在探讨国防资料是否是“天机不可泄漏”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国防部目前的采购制度。
国防网站《吉隆坡安全评论》（KL Security Review）编辑蓝中华（右图）告诉《当今大马》，目前国防部采购军备的方式分为三种，分别是（一）直接谈判（direct negotiation）；（二）公开招标（open tender）；以及（三）询价（quotation）。
根据财政部在2007年颁布的通令，所有超过50万令吉的政府采购都必须通过公开招标。
蓝中华拥有6年撰写国防报道的经验，目前在一家智库担任研究员，也在马来亚大学修读战略与国防硕士学位。他将在下个月推出我国首本检视国防政策的书籍，书名暂定为《揭开马来西亚国防》（Uncovering Malaysia Defense）。
政府具有哪些机制？
此外，国家总稽查司安比林（左图）向《当今大马》指出，国防部必须根据政府的采购宗旨，即“确保所有采购都获得最佳管理，让采购物有所值”。
他列出为了达到这项目标的现有机制：
（一）公务员进行采购时必须遵守条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上责任；
（二）财政部通过官方网站公布《评估投标指南》，阐明评估投标的方式；
（三）简化直接谈判才程序，负责官员（Controlling Officers）必须签署宣誓书，宣誓所达致的价格是合理，是最物有所值的；
（四）所有政府采购、招标或询价文件必须加入4个新的段落，提醒招标者贪污是一项刑事罪行；
（五）财政部推出政府采购网站（My Procurement），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同时向公众传达政府资讯；
（六）所有投标者必须签署廉洁协议（Integrity Pact），宣誓自己没有贿赂公务员；成功投标者也必须签署宣誓书，表明赢得投标并非基于贿赂；
（七）政府最近决定，所有超过1亿令吉的采购，必须接受一个由经济策划组所成立的独立检讨小组进行检视；
（八）每个部门都设立一个内部稽查组，国防部拥有稽查组与公共调查组，职员高达110人，直接向国防部秘书长负责。
直接谈判军购案逐年上升
直接谈判是透明度最低的采购方式，但是采用直接谈判的军购案却逐年增加，根据国防部长在去年3月3日的国会回答，其数量从2006年的52宗攀升至2009年的100宗，交易总额则从2006年的21亿飙涨至44亿令吉。
蓝中华指出，国防部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直接谈判的采购方式，包括只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所需装备与服务；为了让军备拥有统一规格；必须立即采购的紧急情况；以及涉及战略与政治因素，例如与某国的战略或政治关系，但是依然必须遵守最合理价格的原则。
虽然直接谈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何检视上述军购案都符合直接谈判的条件，却是难上加难。
没有国防共识无从监督
经常跟进国防课题的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左图）指出，由于国防部不愿向议员汇报国防政策，让议员熟悉国防事务，造成朝野议员无法形成国防共识，当然不懂各种军购是否符合国防政策，更不用说有效监督军购。
他无奈表示，在野党议员在监督军购案时只能“什么都扫”，“买东西太贵就有问题”。
现有制度不设外在监督
至于现有采购制度是否允许外来监督，蓝中华答案直截了当，“完全没有监督”。
他指出，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通常只在问题发生后才介入调查；媒体和民间组织则因为军购涉及国防机密，无法公告天下，根本无从监督。
他举例说，军事杂志曾报道，国防部在2007年耗资数千万令吉购买“维拉”（VERA-E）雷达系统，但是国防部至今依然不愿承认其存在。
（编按：副国防部长阿都拉迪于昨日在上议院首次承认这项军购案，价格是1760万欧元或7370万令吉。）
稽查局难调查所有军购案
国家稽查局在稽查国防部军购案后曾发现数宗弊案，并加以记录在年度报告。不过该局也承认，无法稽查每一项军购案。
总稽查司安比林通过电邮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国防部每年举行数百宗物品或服务采购，包括咨询与专业服务、兴建工程、物资供应与维修、设施合约、器材，以及租用产业与服务”。
“除了一般的工作量，我们也接受财政部和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要求，展开特别稽查行动。”
采购军备不是到巴刹买菜
此外，蓝中华指出，采购军备不象巴刹买菜，大多时候无法评估价格是否合理，因为军火市场资讯封闭，军火公司一般上不会公布价格，只在有买家时才洽谈价格。
他解释，几乎没有两宗军购案的规格或配套是一样的，“有时规格稍微不同，价格就可以相差一半以上”。再加上出售军火的国家会基于政治因素，对不同国家开出不同价格，因此要货比三家谈何容易。
设本地代理进行技术转移
另一项问题在于，为何与外国公司进行的军购交易，必须通过本地的代理人来进行，引起代理人收取巨额佣金的指控？
蓝中华表示，根据他向国防部的了解，这是要让本地人从中获得技术转移、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同时栽培本地企业；另一项考量则是让本地人来监督外国军火公司。
但是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主席刘胜权（左图）却认为，代理人的角色不应存在。
“如果供应商要提供服务，就到马来西亚来设立一个营运中心，100%由该公司所拥有，无须与本地人进行联营。”
退休将官投身军火公司
除了军购案难以监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许多国防部与军方高层，在退休后纷纷获得军火公司委任为董事或其他高职，不然就是与军火公司合作成立本身的军火公司。
蓝中华表示，国防部明文规定，采购军备时会给予退休军人所拥有的公司优先权。
“虽然这项政策有好处，因为他们熟悉军队所需的军备，但是却会衍生裙带与朋党风气。”
“旋转门”衍生官商挂钩
这个现象被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主席刘胜权形容为“旋转门”，就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与部门领域相关的企业，以及该领域的游说公司之间游走，形成不健康的官商挂钩关系网络。
“这些人身在政府里评估投标时，投标者可能会献议他们在退休后进入其公司出任优差，以此取得合约。”
“但是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在退休后有权利到私人界工作，这种做法很难禁止。”
《当今大马》所收集的资料显示，许多将官退休后投入的军火公司，皆与政府存在庞大的商业往来。
以下是一些将官退休后加入军火公司的个案：
--前国防部秘书长苏巴汉（Subhan Jasmon）出任Sapura-LTAT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该公司赢得国防部价值5亿令吉的合约，为陆军提供3000套通讯器材。苏巴汉也是MTU Services（马）私人有限公司的非执行主席，该公司从1984年开始就是我国海军军舰动力的独家供应商。该公司也获得国防部价值5亿3700万令吉的合约，负责机械与电子零件监督系统的配件采购、维修以及操作训练。
--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希迪（Mohd Zahidi Zainuddin）退休一个月后就受委DRB-HICOM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的子公司Deftech私人有限公司，就是政府有意采购总值80亿令吉的257辆装甲运兵车（APC）的公司。反对党议员指这项价格远远超出市价。
--前海军司令南兰（Ramlan Mohamed Ali）出任Boustead Yachts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是Boustead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后者是我国其中一家最大的官联军火公司，主要股东是武装部队基金局（LTAT）。
--前海军司令阿末南利（Ahmad Ramli Mohd Nor）出任Boustead Naval Shipyard的董事经理，以及Boustead Heavy Industries Corporation有限公司的执行副主席兼集团董事经理，这两家公司都是Boustead控股有限公司的旗下公司。
--前陆军司令沙龙（Mohd Shahrom Nordin）出任SME Ordnance私人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该公司是我国军队的枪支供应商。他也是SME Ordnance母公司National Aerospace and Defence Industries私人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前空军司令依斯迈（Ismail Nik Mohamed）出任AerospaceCorporation私人有限公司的咨询顾问。
明日专题（三）：国会如何强化军购案的监管机制？国外有什么经验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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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购案屡传弊案谁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