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阵政府又再一次动用无审讯扣留法律，扣留了马來西亚社会主义党6名领袖。
政府又想用老掉牙的“共产党神话”，來掩盖这项手法恶劣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他们已无法可施，黔驴技穷了。
统治集团这次老调重弹，无意间暴露了一个事实：自我国刚独立至今，政府一直都在社会主义者形容为妖魔鬼怪。那是因为，社会义主者是他们政权的主要威胁。
近几个月內，我將在出版一本新著作《爱国者和冒牌者：马來亚的独立斗争》。这本书將敍述我国独立时期的人民历史。这本书將说明，到目前为止，我国人民沒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历史事实。现有统治集团能这么长时间紧紧掌控着政权，那是因为他们利用专横的法律，进行无审讯扣留，并通过国家控制的传播媒体，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妖魔化。
1948-1960期间的紧急狀态
1948–1960年间的所谓“急紧狀态”，其实就是，殖民地政府所进行的一次镇压，对付具有良好组织和互相紧密配合的工人运动。同时，也是对新兴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次镇压。因为当时反殖运动旨在反对殖民政府所建议的宪制进展。这两个运动又恰好在组织上和原则上，真正反映了多元民族所展开的运动，同时，也在反对殖民政府进行分而治之的企图。这两项反殖运动都是由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他们因而威胁到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紧急狀态下，警方拥有广泛的权力逮捕和扣留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殖民地《必需条例》，政府可施加的扣留期限，只有12个月[后來却改为2年]。不过，当时至少还采用审讯程序（见Short, A.:‘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60’1975: 45）
殖民政府进行鎮压时，最主要的依据是，立法规定的拘留和登记措施。到了1948年尾，就有5000人在扣留令下失去自由。殖民政府策略的另一面，当然就是新村移民政策。这项政策由1948年开始实施。政府把乡村华人都集中到“新村”里生活。1948年，在这项政策下，受影响的大约有30万人。（见Anne Munro-Kua,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Malaysia’, Macmillan London 1996）这等于在我国建立了一个警察国。根据当时的一名英国官员V. 柏诗：
“警察监视了每个人生老病死一生的活动…马來亚的真正统治者，并不是邓普勒將军，也不是他的军队，而是马來亚警察部队內的政治部…邓普勒將军所发下的命令其实是战争时期的全国总动员。全国已经已经沒有什么平民老百姓了。全国人民已被分为“士兵”和“匪徒”两大类…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见Anne Munro-Kua 1996）
递解出境或驱逐出境，也是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另一种惩罚。所涉及的人数，可以从殖民部写给伦敦外交部的快信中得知：
“…建议：把华人赶出马來亚，每个月多达2000人。在正常的中国社会情況下，我们肯定，这些条例会遭到中国政府措词严厉的批评…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任何反应，都不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寿命不长了…我必须表明，我觉得把马來亚居民集体驱逐出境，而对政府这样为所欲为的行动毫无制约，那是非常不幸的事。实际上，对个人來说，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我觉得原本完全可能，通过灵活手段，在适合的案件中，进行些行政措施的审查工作。”“可以肯定，如果这么做，英国野蛮手段所遭到的各种不利宣传，將可以減少。。。可是实际上，当白宫了解到这种情況时，它已成了既成事实。（From Secretary of State，CO to foreign Secretary, 17 Jan 1949, FO371/1011）
在整个紧急狀态期间，殖民政府利用各种宣传技俩，妖魔化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形容为物欲横流的异教徒，因而与回教水火不相容。颁布紧急狀态不久，有一大批马來人（超过1000人）被扣留。出于种族作为考虑因素，政府未公布这个事实。（见Cheah, BK, ‘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48, 1979: 63）被扣留者以马來国民党（MNP）领袖占多数，其中包括布斯达曼和依沙哈。
马來亚社会主义阵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57年，当我们取得独立时，殖民地时代的紧急狀态仍然被延续下來。结果，《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权利，则任由《宪法》第149和150条所否定了。第149条赐予国会特別权力，以应付紧急狀态。第150条则赐予行政机关特別权力，以应付紧急狀态。在这两项条文中，原本有保护措施，限制行政机关滥权。但是，1959年的修正法令取消了这些保护措施。（Hickling, R. H. ‘Essays in Malaysian Law’, 1991: 134）
1960年，紧急狀态正式宣布解除。可是，它即刻又由同样具有压制性的《內安法令》所取代。马來亚刚刚独立时，社会主义阵线（社阵）是联盟的主要对手。社阵是真正多元民族的联合阵线。它把各民族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组织起來。它挑战联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反对联盟继续剥削马來亚工人和惊夺资源。
社阵在市议会，战绩特別辉煌。它控制了许多城市的县议会和鎮乡的地方议会，梹城是一个例子。在全国范围內，社阵提供了有口才和有魄力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善于动员民众，因而获得基层人民的支持。
在1959年大选中，反对党总共贏得了全国將近半数的选票。社阵则斩获8个国议席，回教党13席，行动党4席。
由于联盟政府面临政治挑战，所以又再度诉诸于无审讯扣留法律。起初，他们援引的是《紧急条例》，1960年过后，则引用《內安法令》。
社阵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占尽优势，联盟政府于1965年索性中止地方政府选举。
由于面对來自社阵严竣的政治挑战，联盟政府开始起动”共产党神话”，以便妖魔化社会主义者，并找借口动用无审讯扣留法律。1966年，在社阵所支持的阿沙汉园坵工潮中，多达58人，继而又增加了35人，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包括他们的代表律师国会员加南星在內。后來，其他社阵领袖，林裕（Lim Joo）和SN拉惹，以及工会领袖，包括李万千等，都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社阵的势力日益壯大，使到1940年代极其活跃的工人运动，得以复苏。（见Anne Munro-Kua, 1996: 46）当时的內政部长敦拉萨宣称，逮捕为数众多的社阵领袖，其实是为了“协助反对党清除他们组织內部的共党分子。”
从1960年开始，逮捕事件屡屡发生。第一个大逮捕事件发生在1960年11月。接着，1961年尾和1962又发生了大逮捕事件。根据1961年8月的官方数据，有108人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有67人在《紧急条例》下被扣留（见Anne Munro-Kua, 1996: 46）遭殃的有社阵人民代议士、工运领袖、學生、和教师。社阵领导人日益減少。即使那些被逮捕后重获自由身者，也受到限制，不得参加政治活动。
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中，100多名反对党领袖，包括新加坡社阵秘书长林清祥、學生、工运领袖等，都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人民党（社阵成员党）领袖布斯达曼，是第一个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的国会议员。在这次大逮捕行动中，反对党领袖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委），只剩下两个成员，其余的成员都被投入集中营。官方对大逮捕所提出的理由是，扣留者“涉及共产活动。”（见Anne Munro-Kua, 1996）
另一名劳工党（社阵成员党）国会议员，林作东，他在我国土生土长，竟遭吊銷公民权，继而被驱逐出境。在这之前，他曾经被扣留两年。1964年大选前，有更多的社阵领袖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和逮捕。（同上）
《1969年紧急法令》
为了抗议多名社阵领袖被扣留，为了反对假民主，社阵決定杯葛1969年大选。民主行动党因而借此政治真空，让人民有机会发泄他们的不滿情绪。1969年大选成绩揭晓随后发生的大屠杀，我已经在我的2007年著作《513种族骚乱》中，作了敍述和分析。
《1969年紧急（公共秩序和预防犯罪）法令》（间称《紧急法令》(EO)）是另一项无审讯扣留法律。制订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共秩序，压制暴力，和预防犯罪包括暴力”
自从这项《紧急法令》实施以來，政府利用它來扣留被指责为罪犯者，但却不在法庭提控他们。这项法令规定，警察有权扣留任何人长达60天，目的是为了“预防任何人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并且为了”压制暴力或预防犯罪”。警方不必向推事申请扣押令。副警监只需向总警长报告，他是在什么情況下扣留人。60天扣留期滿后，內政部长可发出指令，无审讯扣留2年。
由于大多数在《紧急法令》下的受害者，不是政治异议分子，也不是什么知名人物，比起《內安法令》來说，一般民众较不了解《紧急法令》的存在。这些年來，警方逮捕了数以千计的人，却一直在滥用权力，不把他们带上法庭。当局往往把这类扣留者，描绘成黑道首脑人物或危险罪犯。但是，人民之声（著名的人权组织）曾接获多份个人投诉，指出，在这项法令下被逮捕的人士，有些只是犯了较为轻微的罪行而已。
自1969年实施《紧急法令》以來，內政部竟无法提供被扣留和逮捕人士的数据。那主要是因为，扣留事件警方都是以专横方式處理的。人民之声所取得的2000-2009年期间的数据显示，共有3，701名扣留者。2010年2月，新邦令金扣留营共有819人。（见人民之声《2010年人权报告》）
《紧急法令》与社会主义党6君子
在净选盟大集会前几天，政府援引《紧急法令》扣留和逮捕马來西亚社会主义党（PSM）6名领袖，显然和他们以往惯用的手法（即援引《內安法令》对付政治领袖和活跃的社会工作者）有所不同。但是，政府一如既往，在提出扣留理由时，总是言词前后矛盾。
为什么还继续妖魔化社会主义者？
政府一如往常，选择以无审讯扣留法律扣留6名社会主义党领袖，却不采用同样手法对付其他参与净选盟709示威游行的各类人士，这表明国阵政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统治构成危胁。
針对我国工人被剥削，国家资源被掠夺，国阵政府了解到，在相比之下，我国政坛上形形色色的政党中，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來说，才能真正地构成威胁。一切政客都是机会主义者或政治野心家。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者主则立场坚定，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
新自由主义政策任由跨国公司和大公司惊夺国家资源，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已私营化了的国家资源。众所周知，财雄势大的资产阶级惯于控制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工。贪污腐败和不透明的政府还助纣为虐，协助他们。工人和贫穷阶层为此而作出牺牲，付出代价，使到他们的生活水准日益低落。
不过，全球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已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抗争。这类反对不受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抗争，是由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者向人民群众推广民主参与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在思想上武裝被压迫的人民，进而还政于民。
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和社区自行作出经济方面的決策，足以影响自身的前途。人民可以参与民主操作，不仅局限在经济方面，同时也涉及政治。对基本资源，如:汽油、煤汽、食水、能源、医疗健康、教育、社会服务等。在这些方面，国家进行干预和实行国有化措施，那是有必要的。投机分子和金融资本家，毫无节制地转移资本，也必须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者深信：真正的民主，是不能仅仅依靠定期举行大选和依赖国会，來达致的。只有通过直接行动和群众运动才可能有真正的草根民主。工人和其他社群只有自己组织起來，和资本家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权力。在工作场所和社区议会采用直选制，直接负责自己的事务，并且和社会決策互相配合。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计划的根基。
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卫护士，將顽固地反击任何想阻挠他们的试图，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我们这一方，必须继续坚決奋斗。我们当前的要求就是，政府应立即停止妖魔化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