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必须吃饭喝水的市井小民都很清楚，短短两三个月内，经济饭和“中国茶”涨价、印度煎饼和“拉茶”涨价、白米涨价、面粉、面条、面食通通涨价，汽油和过路费的涨价幅度更不在话下。当城市里的工薪阶级明显的为“钱不够用”而限入恐慌时，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年首10个月的通膨指数却显示，只比去年增加了1.9%。

意味著在2006年1令吉的货物比如一杯热奶茶，2007年的价钱是1.015令吉，增长的幅度不到2分钱。两种说法只能有一个符合现实，要不就是政府所公布的通膨指数涉嫌报小数，要不则是全体消费者精神错乱，虚构百物涨价，或者贪得无餍的中了“钱不够用”的蛊。

该管不管，不该管却硬硬管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经济顾问潘俭伟（左图）显然没有精神错乱，虽然他也是深受其害的消费者。他表示，政府所公布的通膨指数与现实情况不符。他说：“该通膨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房屋、水电费、饮食、交通等基本开销领域，并指出10月的通膨指数只比9月的高出0.3%。除了面粉价格增加了8.0%，许多货品价格甚至在下跌，例如指藩茄价格降9.8%、红辣椒降8.6%、黄瓜降4.2%、鲳鱼降1.8%等等。”

有些消费人或许“吃饭不懂米价”，可是对于三年来不曾间断的为女儿购买奶粉的经济顾问潘俭伟来说，奶粉价格的上涨绝对逃不过他的法眼。

他说：“每年我都到价格最便宜的霸级市场买同一牌子的奶粉。3年前，1.3公斤的包装售价为16.89令吉。两年前的售价依然为16.89令吉，重量却减至1.1公斤。到了今年，1.1公斤的包装售价增至17.49令吉，数月前，增至18.59令吉，两个月前价格不变，重量却减至1公斤。两个星期前，价格和重量维持不变，可是奶粉的浓度却被稀释了。”

“换句话说，3年以来，奶粉价格每年就上涨了33%。其他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上涨情况也类似。例如我向来爱喝的Sunkist牌果汁，从3年前的5.49令吉增至2年前的6.10令吉，再涨至今年的7.70令吉。”

潘俭伟是于今晚8时假隆雪华堂二楼讲堂举行的“百物腾涨，如何应对？”座谈会上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

该座谈会由《东方日报》与隆雪华堂妇女组联办，主讲人还包括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副主席杨有为先生，及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兼马华格拉那再也区会妇女组主席王钟璇，主持人由隆雪华堂妇女组署理主席郑淑娟担任。

潘俭伟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固然和国际因素如石油和钢铁的涨价有关，例如石油已从6年前的每桶25美元上涨至今年的100美元。可是政府控制物价的方式却非不妥当，他形容为“该控制的不控制，不该控制的硬硬来”。

大道、独立电力商漫天开价

他说：“政府最常使用的控制货物价格管道是派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官员巡逻商场，来控制货物价格。可是由于本钱一直在涨，小商家也不得不跟著涨价。有的商家甚至不售卖无法涨价的统制品，如炼乳。”

“相反的，对一些漫天开价的货品或服务，政府却毫不加以控制。比方说今年增加了60%的白沙罗─蒲种大道的过路费。根据估计，单单在明年，这几家垄断征收过路费的公司将赚3亿8百万令吉。政府绝对有权控制过路费价格，可是却保证白沙罗─蒲种大道30年内的利润多达188亿，而该大道的兴建成本只有13亿，利润整整高达14倍。”

独立电力生产商(IPP)又是一例，他说：“目前全国超过35%的电能生产被IPP控制，出售给国能公司(TNB)。政府和国能原本能控制电费价格来保障消费人权益，却不仅没有这样做，还保证IPP能赚取18%至25%的回酬，有的生产商甚至获得高达40%的回酬。”

“国产车普腾的国内价格和亏损又是另一例。普腾妄顾国际市场情势，不和外国公司谈判，销售量太少，结果上一年的损失就高达5亿9百万令吉。消费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买贵车，比如我们的车价就比泰国的高出30%至40%。”

潘俭伟还指出，根据The Edge商业杂志的报导，有商家投诉说，政府将洋灰的售价控制在每公吨220令吉以内，卖给外国的价格却只有170令吉，而国内“灰色市场”(grey market)的价格则高达500令吉，他说：“不仅本地人比许买贵洋灰，政府还限定只有特定人士才能售卖洋灰。其他统制品如米、面粉等，也必须是持有制照者才能售卖，而且其目的是要保护某一种族。”

针对上述种种导致通膨的贪污舞弊及政策偏差，潘俭伟提出短期和长期的解决之道。他说：“短期内，政府应确保各种工程合约招标是公开和透明的，以便取消供应商的垄断，鼓励公平的市场竞争。长期而言，则须重整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摆脱对石油收入的过分依赖，提高逐渐受忽略的生产力最大的制造业。再来，就是改善教育系统，提高生产能力，将国家经济转型为知识经济。”

马来人钱不够用开斋节不返乡

杨有为（右图）表示，政府一直以来都将通膨控制在5%以下，所以人民的钱包有没有涨还得看经济紧缩的因素。他说：“大马在1987年、1997年都经历过经济紧缩，物价下跌，生意难做的时刻。所以经济不好，钱不够用不单单由通货澎涨一个因素造成。”

他表示：“我从前到澳洲深造时，马币1令吉等于澳币3元，今天已倒转过来，澳币的价值是马币的3倍，马币贬得莫名其妙。大马为世界上少有的固定的石油生产国，比起天然资源匮乏兼寒冷的瑞士，条件好得太多，可是我们的经济和收入却远远不如人。”

杨有为表示百物腾涨现象应分别从个人行为、商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三方面来检视。他以自己公司员工为例，来说明当今的消费价值观，如何影响或削弱了个人应付通膨的能力。他说：“我的一名马来员工，在1988年时觉得无法在农村活下去了，遂前来我公司打工。1996年时，平时生活检点的他，已小有储蓄，开斋节时还可以衣锦还乡。可是到了2007年，他跟我说开斋节时也不返乡了。”

“他说：‘Sekarang sangat susah, mana ada duit?’据他透露，今年大约有50%的马来人因为钱不够用而不回乡。”

杨有为认为，部分人是因为禁不起消费文化的影响和物质引诱而陷入“钱不够用”的困境。他主张人们应实践简朴而充实的生活，他说：“为何而活更重要，既使经济只可糊口，精神生活富足就好了。”他还推荐了《生活简单就是享受》一书，作为简朴生活哲学的参考。

宏观的经济问题交政府处理？

另一名主讲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钟璇女士也主张面对物价高涨的人民，应通过调整个人行为，来应付通膨。她说：“宏观的经济问题应交由政府去处理，人民则应该从节俭持家的角度来应付通膨。”

马大文学院毕业的王钟璇议员遂以她本身的“简朴生活”为例，说明现代人可以如何量入为出，小心的花每一分钱。她说：“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受消费行为影响，开销很大，所以我同意实践简朴的生活，不要让小孩从小就培养起对物质的虚荣心。”

另一方面，王钟璇也认同杨有为的看法，建议政府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来减低人们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同时也增建图书馆等，足以提升精神生活的设备。

不过“宏观的经济问题应交由政府去处理”的论调，有“逃离政治”，将问题搬回卧房或厨房解决之嫌。因此潘俭伟表示：“如果要让个人行为能够影响政府行为，就必须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所以我选择直接的从政，对政府施压以便改善政策。”

他还表示，政府鼓励人民消费来促进经济，只有短期的好处。而各区经济“走廊”的设立，则多重建筑和产业的建设，不重能提高生产力之制造业的发展，更无高科技的引进和转移，对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缺乏贡献。

杨有为也表示：“大马人民已深受消费型经济之毒，而且消费性质也限于物质消费而缺乏文明消费。”

“政府每年花数千万来维修那两条玉米棒(吉隆坡双峰塔)，又花3亿购买开不动的潜水艇，再花4亿兴建为了维修该潜水艇而开辟的海湾基地。若将这些钱省下来，足够让全国人民到西班牙渡假4次，看看别人如何搞文明消费或文化旅游。”

最后主持人郑淑娟总结道：“掌权者没有好好的处理国家的财产和公款，人民再节俭持家都没用”就很准确的点出了“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辨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