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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名记”靠政要关系<br>缺制度化支持侦查性报导

mahathir criticise pak lah newsclippings front page 090606 《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王维兴指出,美国记者拥有百年的调查报导(或称侦查性报导)传统,媒体皆竞相设立调查报导组,而成功揭发重大议题的记者,就一举成为“名记”;可是在大马的“名记”却往往不是因其报导深入而闻名,而是因为和政客的关系密切,所以拿到许多“独家”新闻。

他表示,这样的“名记”无法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沉意义和价值,而仅仅依靠政客的爆料来提高自己的名气。

“很多媒体人对第12届大选的成绩感到很兴奋,不是因为在野党胜出,而是看到新的政治格局可以为媒体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过去50年以来,主流报章的报导了无新意,重大的议题都是季节性的党选、党争、党大会等等,大部分新闻都是已知的答案。”

“这一次大选后,却让那些渴望进步社会的人士,看到了改革的可能和力量。大选成绩也让我们开始反省记者的角色。阿都拉看到的是原在朝党忽略网路媒体和手机简讯在传播资讯上的影响,我们(媒体人)应看到的则是,传统媒体如何失去了公信力。由独立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既显示,高达50%人民已不相信报章。”

王维兴是于昨晚假隆雪华堂二楼讲堂进行的讲座会上演讲时发表上述谈话。该题目为“记者如何做一只会捉老鼠的猫─谈调查与深度报导的实践与影响”的讲座会,由NTV7主办,隆雪华青、动力青年和资讯策略研究中心联办。同台演讲者包括NTV7《追踪档案》高级制作人黄义忠和某英文报章环保专题记者,主持人为新纪元研究员傅向红。

偏重日常新闻未开拓调查报道

abdullah ahmad badawi election annoucement 130208 media 王维兴表示,目前大马的主流媒体偏重于日常性的新闻报导,而尚未开拓调查报导的空间。

“所谓日常报导或路线报导是指报导每日特定领域的新闻。负责报导的记者只要懂得发问,就能够做好分内工作。过去由于华文报记者普遍存在语言障碍,所以记者会上主要是马来文和英文报章的记者在发问。马来报有不少党性很强的记者,所提问的问题不是要监督政府,反而是让官员借题发挥,打造形象。”

“今天,这样的情况已成过去。各语文报章都出现了新的媒体人,他们具备多种语文能力,并且带著各自的问题前来记者会,甚至尝试主导针对特定议题的发问。我们形容这些记者为单独作业的记者,和他们相对的则是那些从来不发问的记者。我建议各报记者应该多交流,才能在面对官方时,能以合作的方式互相配合的发问,并取得想要的回答,以便扮演好监督政府的角色。”

vk lingam tape judge fixing fiasco 210907 sequence 01 “可是日常报导有它的不足,它只是提供了最基本的资讯和新闻,并未能为读者提供新闻背后的深入解读。所以我们该倡议对认识社会并且进而影响社会有帮助的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REPORTING)。所谓调查报导,可分为三大类。首类为原汁原味的独创性报导、次类为针对特定课题的诠释性报导、第三类针对他人提供的资讯给予报导,由人民公正党爆料的林甘影片就是一例。”

华文报主管不支持调查报导

虽然调查报导在美国已蔚为风潮,可是大马媒体尤其是中文报章却对它依然非常陌生。王维兴表示,既使一些报馆高层认同调查报导的价值,在实际作业上却只能做到新闻分析或配合时事进行剖析的系列专题,而未能真正给予记者充裕的时间去进行调查报导所需要的准备。

“进行调查报导只能被视为记者个人的兴趣,因为馆方会要求每个记者都要采访日常新闻,而往往在每日采访之余,已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可以从事调查性报导了。”

询及《东方日报》编采高层如何对待调查性报导时,他表示,“《东方日报》高层基本上认同调查性报导的重要,但高层之间又有不同的意见。造成没有制度化的支持调查报导,所以最后记者又走回跑日常新闻的老路,没时间进行调查报导”。

王维兴也表示,那些寡头垄断的媒体集团如星洲媒体、首要媒体和星报,凭著它们雄厚的资源和人力,其实是最有条件进行调查报导的。

“媒体集团化过后,相对的应负上更大的社会责任,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让人失望的。”

解放媒体者,可成民主之父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030506 banner 王维兴提出,大马新闻从业员从事调查报导的障碍还包括官方机密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等恶法。

“现在的全新政治局面非常适合让我们重新检讨这些法令的必要性。在深受528的媒体变党报,随后又造成中文报业的寡头垄断后,更应考虑制定反垄断法令和资讯自由法。”

“历届首相都有国父、发展之父等名堂,我们希望将来当首相的,不论是阿都拉还是安华,都能充分肯定媒体与民主的关系。谁能解放媒体,就能成为大马民主之父。尤其是对已失去了道德权威的阿都拉而言,或许唯有这样做,才能挽回。”

约百五名媒体从业员和听阅人出席了该场讲座,唯主讲人精采的演讲和主持人落力的引导皆无法引起出席者踊跃的发问与讨论,似乎应证了其中一名主讲人屡屡投诉的状况,她说:“我写了很多环保方面的调查报导,可是却很少获得读者的反应和回馈。我不知道华文报的情况如何,但英文报读者的反应就是这样。其实,如果读者能针对记者的调查报导给予回应,这种肯定将能促使馆方重视调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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