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潮和兴权风起云涌，示威和游行顿成国内新兴风气，只是据说不幸拖累安邦路KLCC的生意。马华领导见之，心甚怜之，为旅游故，不禁纷纷相续对外发出示威不是我党的文化之声。

8月1日支持与反对内安法令两场集会对决在即，马青不但大唱反调，总秘书 蔡金星 一如既往的表示并不认同以非法集会的方式，“不一定要走上街头，308全国大选后，我国政局一再叫外资却步，如今再次进行非法大集会，恐怕带来负面印象”。

马华是示威文化的前锋

负面或者正面，一面还是多面，郭仁德君力著《敦陈祯禄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96）内有一章〈杯葛与游行请愿运动〉详说了过去我党是领导示威文化的民族前锋：

“1954年6月13日，华巫联盟召开紧急圆桌会议，一致通过，全面杯葛英政府各级会议，并在全国各地举行一连串的游行示威抗议行动。”

所谓“一连串的游行示威”，不限于吉隆坡，而是“在各州发动群众游行示威”。郭仁德在书中说：经过了廿余天的杯葛与示威请愿行动后，英伦政府终于在压力下同意妥协。（页84）

众党员对该段党史与有荣焉

相关游行与示威的这些记载，马华公会同仁上下显然深感与有荣焉，两次在《为国为民：马华公会50周年党庆纪念特刊》（吉隆坡：马华公会，1999）大事转而述之。

其中〈敦陈祯禄的政治思想〉一篇再次笔录此事：“（年届古稀，已经71高龄的）陈祯禄在马华中委会上说：我们坚持这项（游行示威）行动，必要时，我们准备坐牢。” （页83）

此后〈马华50年党史〉亦有雷同叙述：为了展示群众力量，华巫联盟除了杯葛之外，并在各州发动群众游行示威，集体向苏丹请愿。各州请愿的情况，表现非常热烈，成千上万的群众涌至皇宫外，各州苏丹会见请愿团，抚慰与支持。”（页117）

群众运动迫使英政府低头

唯恐〈马华50年党史〉笔下或者有误，我同时参考了林水檺、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里朱自存先生执笔的〈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

“（195年4月东姑和陈东海赴英请愿受阻后，）由联盟发动群众集会，接着在各地举行，以示抗议。群众运动发生效力，英政府修改政策，接纳在新议会以民选议员占多数的主张，并定在1955年举行大选。”（页51）

翁诗杰：需正视街头示威

据此观之，可见我党示威，非但早有先例；如前所说，我党不但还是领导示威文化的民族先锋，应予立碑，志念永垂不朽的功绩；总会长翁诗杰当年作文《打造新政治文化》（吉隆坡：大将；1999），还有明白的说明：

“街头示威是一种宣示民惯、表示不满的方式。发动者的诉求与方式、或不受苟同，但其所累积蕴藏的不满，不能不加以及时处理。维护法纪，恢复秩序固然不容妥协，然而镇压行动只能驱逐民众与一时，却无助于解决民怨与政治上的瓶颈。”（页139）

立此存照，蔡金星指出说什么“他不鼓励非法集会，并不认为非法集会可以解决问题”，这岂不是一心一意和翁总对着干，“对党及党领袖做出不公批评，以避免影响党的形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