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筑梦】华人“外来者”论述不是凭空形成，而是有其时间厚度的，因而炒作者能够鼓动人心。

马来西亚，一个位在赤道季风带上的“南国”，这里除了原住民外，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以及印尼群岛等地商民的移居地。然而日久之后，这些不同背景的群体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构家园，共同“筑梦”。“多元”正是这片土地的核心价值。

“本土”与“外来”论争

然而，大马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却一直存在着“本土”与“外来”的论争。一年多前，南方大学学院的安焕然教授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华人，你这外来的种子”评论，提及华人是外来者的说法无须辩解与否定，因为这是“历史事实”。此论引起了部分华人的不满甚至谩骂。

虽然华人外来者的议题只是政治炒作，但华人也陷入论争的漩涡，开始积极强调自己来得不晚，例如以马六甲三宝山零星几个明朝墓来证明华人的“早”，汉都亚是否是华人也引起争议。

总体而言，相关论争多年来都不曾平息。笔者亦曾陷入本土、外来的框框当中，然而近年来身处台湾，见证台湾、香港对于本土与外来议题的发展，或许他山之石能够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本国的族群关系。

港、台的本土化经验

台湾在1949年以后，迎来了约200万来自大陆的军民，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肤色相同的两大群体逐渐形成了尖锐的本省、外省的省籍矛盾。近年来，台湾也因对大陆的开放政策，使得台湾人的生活周遭出现了许多“陆客”、“陆资”，引起不安的情绪。

这些对于“强国”的不安情绪终于反映在前年的太阳花学运及去年的总统大选结果之中。香港方面亦可见到港人对于生活周遭人数日益增加的“内地客”有所不满，这些不满已经展现在近年来的“医院床位不足”、“水货客”、“雨伞运动”、“港独”等议题之中，致使香港也出现了本土化的思潮。

这样的结果或许会引起许多马来西亚人的不解，认为“大家不是华人吗？为甚么要互相讨厌？”。实际上，港台的本土—外来论争多少也是源于本土居民对强势外来者在人口规模以及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因此即使肤色相同，仍然会出现分歧。此外，在新加坡，中国人即使并非统治阶层，但也因为人数众多，使当地民间也浮现出一些不满的端倪。

虽然港台与大陆的情意结并不是我所关注的，但这件事情的背后却让我回想到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因为华人在本国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多少与今天港、台甚至新加坡的大陆人/中国人相似。因此我所关注的是，华人的出现如何对于当时的马来人造成不安的心理？因为华人“外来者”的论述并不是凭空形成，而是有其时间厚度的，因而使得炒作者能够鼓动人心。

在了解上述港台经验（指中国人在当地人口及影响力的增加而引发在地人的本土化及对抗经验）之后，我们回望早期的马来半岛，华人无论是在人口规模或是在经济的影响力上，都远超过现今大陆人对于港台的影响。

战前马来半岛华侨及其人口规模

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言，华人确实是以大清子民身分或中华民国护照进入本地马来统治者所治理的邦国。这些马来邦国的子民在苏丹封建制度之下，早已有户籍或本籍（相当于华人在中国的籍贯）的概念。华人来到马来邦国，则因为制度、文化及宗教的因素，一般无法入籍，也不见得愿意入籍。

“落叶归根”更是当时华人的普遍想法，即使百年之后无法归根，华人对故土的认同也铭刻在墓碑抬头上的“皇清”与“民国”之中。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许多华人都不需要对国籍作出选择，由此可知，华人是以侨的身分寓居于此，并自认为“他者”。

     

早期墓碑抬头上的“皇清”、“民国”道出了华人移民的家国意识
皇清：白伟权2016年7月29日摄于槟城峇都兰章福建公冢。
民国：白伟权2015年8月21日摄于霹雳太平福建公冢。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是华人大举移入本地的时期，这些生活在马来邦国中的“外籍人士”并不在少数，其人口比例不仅绝对胜过今天停留在新、港、台的中国人，也绝对超过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的21%！

根据1891年英殖民政府对海峡殖民地（叻、槟、甲）及马来联邦（霹、雪、森、彭）两大地区的人口统计报告，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了62.9%，超过马来人的24%；雪兰莪的华人人口占了62.5%，超过马来人的32.7%；霹雳的华人占44.1%，已经直逼马来人的48.6%。虽然两大地区还是以马来人为主，但在当地的华人已经有34万4305人，占了38.3%。

到了1931年的人口统计，虽然统计范围已纳入马来人为多的马来属邦（吉、玻、丹、登、柔），但华人的人口亦大幅增加，达170万9392人，故占了39.2%，直逼马来人的44.4%（193万4900人）。其中，新加坡、槟城、霹雳、雪兰莪、森美兰这些地区的华人人口已超越马来人，柔佛的华人人口比例也已和马来人相去不远。由此可见，自认“外籍”的华人在人口上开始与自认“本地人”的马来人出现消长情形。

1891年的马来半岛族群结构
资料来源：白伟权绘


1931年的马来半岛族群结构
资料来源：白伟权绘

华侨在本地塑造中国性地景

华人的人口分布模式虽然主要集中于市街地区，与马来人的生活空间并不完全重迭，但由于比重相当高，并且在经济上也较占优势，从土产（锡矿、胡椒、甘蜜、橡胶）产销到市街商业都由华人所把持，因此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群。

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口的规模加上经济上的优势，到了20世纪，当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时，许多背负着兴“国”重任的华文教育也在马来半岛上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建国、中华、中正、兴华等具有中华国族色彩的华校也开始镶嵌在这片南国之上。这些学生虽然身在异国，但仍能够如同在祖国般，向孙总理肖像敬礼，10月10日则庆祝祖国的双十节，而这里也不难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织。这些中国性地景在当时相当显著，与在地南国风情形成有趣对比。

             

新加坡华侨庆祝祖国光复的游行及霹雳太平一所华校庆祝双十节的报导
资料来源：
1.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2. 《南洋商报》，1925年10月30日，第12版。

当时马来人眼中的华侨

自认为“他者”的华侨或许会因为自己人数比例的提升，以及在经济方面的优势而在异地寻得安全感，但换个角度观之，此一现象其实与现今港台或是新加坡所面对的情况多少相似。故不难想象，在一个本地的马来人眼中，即使他没有排外意识，至少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领域多了许多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在人数上甚至比本国人还要多，并且在经济上处于优势。

虽然当时的马来人不见得具有国家意识，但此一事实历经20世纪初的马来民族主义思潮洗礼之后，催化成马来社群的不安心理，其实能够让人理解。

不同的过去与共同的将来

或许历经百年的发展，部分马来人对于华人的不安心理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在创建国家时，“晚到”的华人也赶上了建国的过程。另外，在历经时间的淬炼后，之前的“中国”地景与现在实际的中国相比，已经不再“中国”，它反倒已沉淀为马来西亚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国家认同转向之后，现今大马华人对于国家的效忠已无庸置疑，这点在每回李宗伟对垒林丹的球赛当中可窥见一斑。

因此，对于有心人所炒作的外来者论述，华人也不必要陷入辩论的漩涡，否则，外来者还是外来者。但只要认清客观的历史，互相尊重、谅解，在回看同样问题时，或许可以保有更高的高度。因此在面对同样的炒作时，我们可以套一句台北市长选战中，柯文哲团结蓝、绿阵营的话，微笑地对对方说：也许我们没有共同的过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来！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讲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