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粉丝与公民的辩论，我有几点看法。

庄迪澎不赞成潘永强的粉丝之说，只不过是两者对公民的定义不同。潘永强对公民的定义作了一番说明：“公民身份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意味着对共同体有积极承诺、有负起责任的公共品格、有明确权利，并可经由实现这项权利，获得满足感和自豪感。”庄迪澎可以不认同潘永强的定义，可若说这种观点是“自命清高、精英姿态、庸俗化大众”，则似乎加上了自己的臆断。

真正的争议点是--国家该不该介入私营机构的决策？庄文虽说明：“哗！FM停播与ntv7债务重组及首要媒体有限公司收购ntv7这些商业动作不无关系”可是终究无法论证如何“有关系”。

党拥媒体收购其他媒体的做法理应反对，哗！FM事件引起的广电公共化思考固然是件好事，斥诸国家制定政策实现公共媒体也无不妥。可是，网民联署的 备忘录 却是要求国家“检讨停播的决定、澄清“哗！FM”负起Synchrosound Studio Sdn Bhd的所有债务是个误解、组成和维持一支强劲的市场队伍以实现哗！FM的广告收入潜能” 。

网民联署要求国家干预市场

国家制定政策使广电公共化，立法禁止媒体垄断的行为，是在国家权限范围，因此要求国家扮演其本身角色，不算“介入”公民社会。但是网民联署的备忘录却突显了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希冀政府去检讨私人公司内部决定、债务诠释以及改进该公司的市场部门表现，与庄文所提的“诉诸国家”的内涵有所出入，所以庄迪澎替“粉丝”的辩护即无效，也未必得到签署的1万网民的认同。

庄文认为不该将“哗！FM”停播仅仅解读成“市场逻辑”的结果，这点我并不认同。第一，自由市场原则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原则，它也确保了在没有压制的状态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需求及参与社会的规划。潘恩的《常识》之所以广泛流传且影响深远，是因为民众有求变的心理；孙中山革命得以成功，乃是民之所欲。反之，若然社会没有求变的心理，塞多少本改革杂志到民众手上也是无用。自由市场原则是民主形成的条件，人民必须自主地去思考最好的社会方向、创造朝向美好社会的条件，而非依赖权威的指使和安排。要求国家干预市场操作，内在的逻辑就是权威比庶民更有智慧，把人民置于不能自决，有赖最高意志决策的思想奴隶境地。

第二，要求国家干预市场操作，无疑是朋党公司营业失败而要求政府插手的另一个版本。如果我们反对政府在金融风暴后进场为朋党企业承当债务，就不该以“国家介入亦能保护公共利益”之由，让国家进场干预Synchrosound Studio Sdn Bhd的决定。国家仅有在市场出现垄断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入场干预，这样的干预是为了确保自由竞争得以存在，在其他的情况下，国家的介入是百害而无一利。

在大马，政商勾结和朋党问题严重，允许国家介入市场只会使问题严重化。现今，如果政府以“检讨决定、澄清某事、改善部门表现”的理由介入Synchrosound Studio Sdn Bhd的内部事务，它日政府亦可有无限的理由介入任何企业的内务，那将是一个民主大倒退的时刻。职是之故，公民社会必须呼吁政府执行原来职能，批判政府的恶法以争取自由，以及决不妥协地拒绝政府干预市场操作。

未引导反思停播前因后果

发动网民签署备忘录以来，公民对广电公共化与反对政党操控媒体的认识并未同步提高，哗！FM的DJ们难辞其咎。从停播的决定传出直到真正停播，哗！FM的DJ在动员群众呼吁支持的时刻，从未表明保台的意义在于捍卫言论自由；哗！Online成立之后，更是绝口不提停播的究因。在“不断创新，携手同行”的口号下，只有美丽的伤痕和回忆，却不见引导听众反思哗！FM事件的前因后果，探讨国家广电政策与政党收购媒体。

“哗！FM'运动搞不成的最大原因，就是内部DJ和积极推动保台的人士的认知一开始就很不一样。虽然”哗！FM”DJ主持的节目社会感强烈，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积极保台的人士也无需太过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