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立是否借刀杀人，他需要自己回答，我不是他肚里的蛔虫，焉能知晓？但是质疑和批评是人民的权利。就像巴生港口自贸区的土地交易，到底25令吉每方尺的价格是否合理，人民认为是天价，承包商Kuala Dimensi认为合理，那是拥有所有资料的Kuala Dimensi和政府的责任去证明25令吉的价格是合理的，而非由人民去证明25令吉多么不合理。

2.　Piao2认为我直到遇上巴生行动党晚宴才质疑卡立，却对过去卡立多次违反原则抱着宽容的态度，指我这种选择性是“点评的局限和困难”——说明了还是说我“护主”。首先，我已说明不表态不代表赞成或否定某个争议，其次，个人肯定会因本身的时间、经验、兴趣、情绪和主观意识决定要写什么、什么时候该写。

Kelana Jaya大集会我“肚懒”频频换地点没去，为什么当时我没批评我倒忘了，也觉得没有追究的必要，这毕竟不是刑事案，无涉他人利益，我无需交代。

进发被捕和巴生行动党晚宴我人在现场，对警察滥权和否决人民权利感同身受，所以动笔，这就是我说的和个人的切身经验有关。至于动笔的动机是否和我的职称有关，piao2当然有怀疑的权利。但是该如何区分文章的内容是以个人出发，还是“护主护党”呢？这需要进一步申论。

个人认同集会自由，和一个国会议员助理，或者一个党员认同集会自由有什么不同？没啥不同。这三者之间，会否因为批判对象所站的岗位，会有所有偏好和选择性批评吗？然而，国会议员助理和党员可以选择批评对象，难道个人就不能吗？答案是否定的。个人如果极度不认同和讨厌回教党，他也可以仅仅针对回教党的政策发言。

3.　简言之，要分辨批评是出于个人还是党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人的主观意识可能反映党性（某党支持者），党工党员的言论也可能只是个人立场（个人所秉持原则）。我认为与其争论一个人的批评是否“护主护党”，倒不如检验他的批评是否合理、是否乖离原则相互矛盾、以及论据是否成立。公共舆论所关心的最终仍是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多辩论内容而非个人身份——无论发言者是纳吉（掌权者）、Noam Chomsky（知识份子）、工厂工人（劳动阶级）或者家庭主妇，批评内容重于身份，这是理性思辨的精神。除非发言者声名狼藉，或者黄业华过去说过的皆是屁话。

卡立的言论深深影响公共利益，不但行动党、回教党、公正党和社会主义党往后的活动会受到影响，个人参与集会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若仅仅有行动党（或支持者）批评卡立反民主、反集会自由的言论，那不是公正党和回教党的荣耀，而是我国政治的悲哀！这证明其它政党的政纲、斗争目标和党纪只不过是纸上的美丽辞藻和民主的橱窗！

若笔锋伤人，谨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