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V7《追踪档案》高级制作人黄义忠今天表示，大马记者若要拒绝沦为驯化的不会抓老鼠的猫或不会看门的狗，无法还原社会真相，并丧失监督权势的权力，就必须从事调查性报导，重建记者的公信力。

因此，他提出“调查性报导是记者自我救赎的途径”，落力不懈的坚持为《追踪档案》提供揭发性报导的他还慎重的立下志愿，就是要用他的报导，让至少一名官员引咎下台！

黄义忠说，“我用猫狗来比喻记者，是因为发现到，它们已越来越偏离了他们的天职，既捉老鼠和看门。其实很多大马记者也一样，忘记了人民老板赋予他们通过报导揭发真相和监督有权势者的第四权，以致于不敢冲撞体制，沦为媒体老板的赚钱机器或政权的传声筒”。

“大马主流媒体已死”

他表示上述情况造成一种奇特的中文报作业，既由代表作者个人立场的评论和言论来监督政权，而记者的报导则退居至无法发挥监督和揭发真相的窝囊位置。

“以个人评论来取代批判性报导，难怪《当今大马》某作者说，大马主流媒体已死。”

黄义忠是于昨晚假隆雪华堂二楼讲堂进行的讲座会上演讲时发表上述谈话。该题目为“记者如何做一只会捉老鼠的猫─谈调查与深度报导的实践与影响”的讲座会，由NTV7主办，隆雪华青、动力青年和资讯策略研究中心联办。

主持人新纪元研究员傅向红充分肯定了《追踪档案》制作团队，所呈现的调查性报导的素质和公信力。

“这节目在所有国内电视台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报导形式最接近侦察性报导，比其他电视节目来得进步。”

她也表示向来只有报章记者对议题有较多的意见，鲜少有电视台记者出来面对听阅人，因此这系列由NTV7主办的讲座会，让公众直接接触电视节目制作团队，是难得的机会。

记者重建公信力好时机

黄义忠也表示，第12届大选所带来的朝野势力均衡，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他呼吁记者们应掌握这个好时机，好好反省自己效忠于谁的问题。

“NTV7是巫统的媒体，可是在其旗下工作的记者必须思考自己究竟为老板、商人服务，还是为听阅人效劳。”他提出调查报导是往后记者可进行的自我救赎的方式。”

黄义忠引介了调查报导的定义、三大因素和三种方式，并以自己从事过的报导议题为例说明之，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吉隆坡市政局耗费公款订购“短寿花”的调查报导。

受询及调查报导的成效和观众反应时，黄义忠表示，“我从事了《追踪档案》3年，揭发了不少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当然并非每则报导都会获得有关当局的重视，以致引起执法行动。但我的志愿是至少要让一个官员因为我的报导而下台！”

黄义忠也列举了两则成功促成执法单位，对有关对象采取行动的调查报导，包括非法挖沙和增江北区垃圾场排放污水的报导。他也推荐三名英文报记者为杰出的调查报导型记者，他们是《太阳报》的纳德斯(NADESWARAN)、特兰斯(TERENCE GOMEZ)和《星报》的HILARY CHEW。

记者角色或比NGO重要

要求匿名的第三名主讲人则透露，有时候在揭露真相方面，记者进行的调查报导甚至比非政府组织来得彻底和能有效引起执法行动。

她以自己亲力从事的环保专题调查报导为例，说明道：“有一次我在调查吉隆坡某飞禽公园涉嫌引进偷渡的人猿案件，发现原本应该监督野生动物买卖的非政府组织，既野生动物基金会，竟然毫不知情”。

“后来我才从野生动物部门获悉该飞禽公园，以偷渡方式从印尼苏门答腊引进了6只人猿。所以有时候，记者能做的实际上比非政府组织更多。”

她表示大马许多环保非政府组织，因为依赖外国资金的赞助，而其后台的工作人员必须获得大马政府的批准，才能在我国任职，所以难免在批判和监督政府方面，有所保留。

她也表示，做为一名环保调查报导记者，很多时候揭发了特定课题后，没有看到后续跟进，是因为数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时间不允许，因为有太多议题须要关注。其次，是因为须要更多时间去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而且没有发表文章并不代表记者已放弃跟进。再者，就是因为报导成功让议题引起各造注目，编采高层开始限制和干预。

她透露：“我的那篇报导写好后，被报馆押著不让刊登。结果我通知《当今大马》上述讯息，让他们去跟进报导。结果，野生动物局在舆论压力下对该6只人猿进行了糖核酸检查，并发现它们果然是引渡自稣门答腊，最后将它们遣送回去。所以，调查报导所能发挥的力量还是可观的。”

主持人傅向红表示，侦察性报导值得讨论的议题还很多，包括隐性采访如针孔相机的适用范围，或者记者假借调查报导之名，和警方串通演出“办案效率”的争议等。

意犹未尽的听阅人，不妨出席本月14日与17日，分别假新山南方学院和槟城韩江中学举行的《追踪档案》巡回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