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的委托来自华社民意，其作为与不作为，自都应受华社公评。从公民社会发展去看，华社能反思诉求的教训，更是好事。不过，最近看到一些评论，不乏似是而非之处，不论有心无意，都不利不公。作为当初食华社之禄的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我有责任对广大老板们交待一些事实，以正视听。以下仅就个人、组织和运动三面向，由小至大，就个人所知所历所思，提出澄清与建言。 

第一，诉求脱胎于1999年6月中雪华堂与董教总等的“华团与政党对话”刍议，最后由对话变成8月16日的一纸宣言。《诉求》内容上承80年代《备忘录》、《华团宣言》精华，顺应98年后时局发展，下接当时公民社会思潮（包括《妇女改革议程》、“公民保健自发组织”的诉求），应可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具体执笔人据我所知包括活跃华教与人权的柯嘉逊博士。《诉求》初期联署、抹黑风波不断，中文评论界多数为之护航造势，记得张景云先生就连续写了几篇社论点破迷障。个人当时只是芸芸评论人之一，有尽言责，但并无参与《诉求》的起稿和筹备。“老板宣言”在诉求之后一周发表，时机相近，但因缘不一，亦无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