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新年伊始，政府宣布调涨移工人头税，并将引进150万名孟加拉移工，引来民间反弹。大马持续引入移工，但在社会制度及空间仍未健全妥善下，移工的角色将如何影响我国？歧视和偏见如何阻碍理性的讨论？《当今大马》邀请专栏作者从不同角度撰文组成“移工专题”，冀能展开更多元的思考及论述。

【族群篇】

马来西亚是个被族群和宗教议题撕裂的国家。2000年以后，移工的人数持续上涨，除了顶尖的专业领域外，中下层的各行各业都有着他们的身影。

所谓“外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了极度负面的字眼：脏乱、罪案、酗酒、滋事、病菌等等社会问题，都与他们有关。马来西亚各族群都高度依赖移工群体，却也同时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心理防范，原因各异。

对马来人而言，相对勤奋的印尼和孟加拉移工形成了“威胁”，有一度吉隆坡的秋杰路市集不时发生本地马来摊主与来“抢滩”的印尼摊主之间的肢体冲突；孟加拉人则被视为“嘴甜舌滑”，不少还拥有南亚次大陆人的俊俏脸孔，马来少女“芳心被掳”的新闻充斥《Harian Metro》和《Kosmo！》等马来小报，暗示移工挑战马来社会的民族与男性尊严。

华人担心地位不保

除了“制造社会问题”，华人社会对移工群体的排斥还源于作为第二大族群地位或将不保的恐惧。毕竟马来西亚华人不像新加坡华人那样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人民行动党的不成文规定就是确保华裔人口的比例保持在75%上下，新加坡华人不肯多生，就直接从东南亚和中港台“进口”。

同样的事情，巫统也在做，即透过增加主要来自印尼的穆斯林移民以抵消非马来人于各层面的影响力。“外劳”在一般马来西亚华人眼中，于是成了巫统政府维护马来主权和领导地位的棋子。上一届大选前甚嚣尘上的“外劳投票论”（尤其针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孟加拉移工）就把这一层忧惧表达得非常彻底。

至于印度社群和东西马的原住民，则是最被边缘化的一群。西马城镇地区的印度饮食业、洗车业和停车场行业，因为雇主偏好“价廉物美”的南亚移工，本土印裔年轻人已非首选；沙巴和砂拉越的油棕园，干活的不是原住民或其他当地居民，而是廉价的印尼、菲律宾甚至巴基斯坦劳工。

从去年开始，砂州政府就准备引进一万两千名孟加拉劳工以补油棕业劳力之不足，砂拉越油棕业者协会（Sarawak Oil Palm Plantation Owners’ Association）尚对此 表示感谢 ，其成员既有砂州政府的官联公司（如Sarawak Plantation Berhad），也有当地的华裔财团（如 Sarawak Oil Palms Berhad）。

马哈迪自视为民族领袖

马来西亚对移工的强烈依赖始于马哈迪任内。众所周知，马哈迪自视为马来民族领袖，雄心壮志地希望通过工业化塑造具有竞争力和受尊敬的马来社会，因此不鼓励马来人参与所谓的3D行业：difficult, dangerous和dirty。

再者，一个庞大的马来劳动阶级对巫统是个烫手山芋。经历过1950和60年代蓬勃工运，见证过各族群工人携手对抗英殖民者和巫统的马哈迪（见图），不会希望同样的情况在他任内出现，于是仿效他嘴巴上最不屑也最痛恨的英国殖民者，引进外来劳工，分而治之。

移工的“好处”多得数不清：工资偏低，易于控制，没有居留权和政治代表权，出于对雇主的畏惧，几乎不可能参加工会也不敢结社，就算遭遇剥削或工作条件与薪资货不对办，也只能暗亏。

我曾亲身走访了吉隆坡多个移工聚集的地方，见了不少人。其中有孟加拉劳工告诉我尽管被骗来马来西亚，也不敢在电话中告知家人亲友，既因为面子问题，也因为人都到了这里，只能“马死落地行”（广东谚语），死撑到底，否则借来的一大笔钱不可能还清，家乡的蛇头还会给家人麻烦。

大马对移工高度依赖

马哈迪为了尽早落实自己的宏愿，任由其朋党的财团或官联机构大量引进移工，从双峰塔到吉隆坡国际机场到布城，若非大批廉价劳工，完工的日子难保不拖延；社会结构改变也让民间企业日益仰赖移工，染上了剥削的陋习就难以戒除。

假设民众知道Felda Global Ventures 高达85% 的园丘劳工是移工，就不会惊讶内政部长阿末扎希会宣布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引进一百五十万的孟加拉劳工。

我个人从不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移工，也绝不认同政府的这个决定，然驳斥阿末扎希的理由很多，我只举出下列几个：第一，这是对移工惯性剥削的延续，从政府机关到民间企业，总有人借此从中牟利，就算那一百五十万人逐个来到，绝大部分也只沦为被剥削者；第二，持续引进移工只会让政府不思长进，产业不提升不转型，技术培训也无从做起，最终本国青壮年也是受害者；第三，引进移工就是为了压低工资，于本国劳工无益，只惠及资方和财团。

民间批评多不堪入耳

但民间哗然声中，我听到很多不堪入耳、毫无数据支撑的指责：移工是情场骗子、强奸犯、罪犯、病菌传播者等等。就连曾经是净选盟和信誉昭著的Aliran的骨干成员的Sarajun Hoda也在今年2月17日的下午三点零七分于面子书 发帖 ，指责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移工对本国女子“始乱终弃”。我不否认移工群体当中确实有类似事件，但整体而言还是少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加以标签，而忽视了其他数百万为马来西亚经济作出贡献，奉公守法，甚至被抢劫都不敢去报案的移工。

再说，多少人又愿意花时间理解这些年来，究竟多少移工死于 工业意外 ？ 巴生谷的捷运工程（Klang Valley MRT Project）自2012年动工以来，已经发生了好几起 严重意外 ，死的都是孟加拉劳工。

当我们在抱怨移工霸占了我们的巴士和公园时，可曾想过柔佛长堤彼岸的所谓“马劳”，一样每天忍受着当地人的埋怨？他们当中，难道没有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我就听过新加坡朋友说“因为我们的外劳越来越多，MRT的座椅也跟着减少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交的income tax用在哪里。”

非我族类成发泄对象

我不是蔑视民众的忧虑。诚然，我们的政治空间在巫统一党独大多年以后，已经极度萎缩，只有执政党和朋党不断坐大。每个族群都感觉到自己在政治上失去了代表性，也对贪污的政治体制深感愤怒却似乎无力拦阻。在每个人都无奈愤怒之时，移工和难民这些“非我族类”顿时成了最容易也最直接的发泄对象，而我们的社会在宣泄这些情绪之时，反映的正是我们本身在政治上的失语（political voicelessness）。

殊不知以纳吉为首的执政集团和以马哈迪马首是瞻的保守精英对此深感安慰：只要民众把愤怒情绪往更弱势的群体发泄——例如那150万个尚未抵达我国，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的孟加拉人——分而治之的种族政治在马来西亚永远有市场。

我常常以为当下的马来西亚，除了社会主义党单纯得让我担心的朋友们之外，早就没几个真正的左派或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其实更关心族群或宗教利益，或喜欢抽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水给自己脸上贴金。一碰到关键议题，例如穆斯林难民或移工，他们极右的投机本色就显露无疑。

另外一些令人担忧的，就是打着改革，民主和自由旗帜的希望联盟领袖，嘴巴上讲尊重人权，面对150万孟加拉移工的议题，马上从族群角度批判政府的决定，其中的代表就是，很遗憾的，我的国会议员许来贤。

他 文告 中提及“外劳人口……对所有少数族群都构成了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治安上的威胁和压力”，以及“肯定对人数甚至比孟加拉外劳的人口还要少的印裔、原住民、锡克族等少数族群构成重大的威胁”。这完全是以族群为本位的思考，也没提供任何数据证明究竟移工是否比我国其他族群具有更明显的犯罪倾向。

强化国人偏见与歧视

那150万人，我们有权向政府施压不雇用他们，却不应该在人影尚未见到的时候，就首先想当然耳地认定他们是可怕的犯罪分子。如此可怕的妖魔化，与巫统长期将非马来人/非穆斯林塑造成是马来/穆斯林社会的威胁何异？这样的逻辑，将本国的少数族群与同样在巫统的党国资本主义下被剥削的移工群体对立起来，更强化了国人原已强烈的偏见和歧视，于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和进步的社会，毫无裨益。

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普罗大众的宣传没有高深的学术和修辞，仅仅炒作普通人（ordinary people）对犹太人的恐惧或对本国领土和资源“匮乏”的忧虑而已，已足以引发近代人类史上的大灾难。正视民众的忧惧是必要的，但疏导的方法不是不断炒作，而是理性分析，就事论事，且不标签他者，不污名化（stigmatize，市井语言是“唱衰”）弱势群体。

我曾见过住在中产社区的人烟不离手，喋喋不休又不怕传染细菌似的口沫横飞数落难民或外劳“传播病菌”，但这种人有几分公信力呢？与那些每天在扫马路，清垃圾或在工地苦干的移工相比，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说三道四、散播谣言的市井百姓，谁对我们的社会更有贡献？为什么我们回应巫统荒谬的决策，不是教育民众如何从政治原则或政策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走出族群思维，而是诉诸族群的恐惧？

所谓的全民政治，不应该最在意谁是族群排行榜上的老大，老二或老三，而是施政是否透明与公平。同样的，真正的希望和自由，也不应该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恐惧与歧视之上。

【延伸阅读】

【产业篇】古燕秋/ 移工：全球城市竞争下的牺牲者

【劳工篇】朱进佳/ 移工权益不保障，本地打工一族也遭殃

【文化篇】刘嘉美/ 大逮捕之后：“外来者”逻辑如何被复制？

【政策篇】黄子明/ 廉价劳工在狮城：回不了头的现实？

唐南发是联合国独立顾问，自由撰稿人。研究兴趣范围包括难民与移工，性别少数群体，族群政治与民族主义，闲来无事喜欢研究世界各国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