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社会运动经常都密不可分，新闻工作者更因报道的需要，而接触不同类型的社运分子。但撇开报道与工作的需要，新闻从业员可否放下“专业”身份，涉足社会运动？这个问题成为了3名资深新闻工作者热烈讨论的跨国议题。

这3人分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周泽南、香港的朱凯迪与台湾的孙穷理。他们除了是新闻工作者外，也是活跃的社运分子。

媒体工作者参与社运

周泽南（右图）曾因揭露政治干预国营电视台《前线视窗》的巴贡水坝专题而遭粗暴革职，他也曾参与528南洋报变行动到近期的“倒读报章运动”。

朱凯迪则是香港独立媒体的核心成员、著名公民记者及媒体行动者，曾参加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及菜园村运动。

而孙穷理则是社运分子出身，台湾《苦劳网》的创办人之一，目前是《苦劳网》的特约记者。

3名亲身参与社运活动的新闻工作者，上个星期日（3日）在亚洲中文新媒体研讨会上，参与“新媒体对社运、公民社会及民主的影响”讨论时，各自分享他们的媒体与社运经验。

这次研讨会也是由《当今大马》中文版首次举办，并由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协办。其主题是“新媒体对民主、社运及新闻业的影响及冲击”，成功邀请到亚洲各国100名媒体人和评论人共襄盛举。

揶揄太过专业不思考

周泽南揶揄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太过专业”，不去参与社会运动，就算完成一篇报道后也不思考自己的新闻刊登后，会掀起什么影响。

“这里的‘专业’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太‘专业’，有很多稿子写，也不去参与社会运动，最好是一整天在办公室写评论，获得百万读者的回响就够了。”

他表示，本身所向往的，是从媒体出发，“抵达”其他地方，或从一名记者开始，最后成为社运分子。

他批评，马来西亚的新闻从业员大多缺乏动力，更糟糕的是，具有动力的人通常被当作异类。

周泽南自嘲说，本身因为不满政治干预电视台编采，参与倒读报纸运动，便曾被人当作是一个异类。

他希望新媒体能报道更多弱势社群的议题，为长期消声的弱势者提供一把声音。

公民社运记者分三类

朱凯迪（左图）根据他对香港媒体的观察，进一步阐述媒体跨足社运的例子。他分析，香港的公民记者涉足社运后，身份会产生三种变化，即“记者身兼示威者”、“记者身兼公共倡议者”与“记者身兼社区组织者”。

他解释，所谓的公共倡议者，是因为一名公民记者完成报道后，形成一个资讯群体的讨论方式，并陆续吸引更多人进来讨论，推动公民社会的进展。

至于社区组织者，则是一名公民记者因为报道某个社区议题，进入有关社区后，对社区发展工作再政治化，成为该社区的社运领导人物之一。

警觉提升报道的焦点

不过，朱凯迪点出，当一名媒体工作者晋身成为社运组织者后，必须站稳民间独立媒体的位置，否则将出现“一去不回头”的结果。

“从媒体变身社运分子还能保持独立吗？我的经验是，有时候必须回避，否则这名记者与社区建立关系，成为组织的一员后，会慢慢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写报道与新闻，而是会议记录。”

他建议，若一名公民记者发现自己逐渐进入某个社区的组织核心时，就得提高警觉，提升整个议题的报道焦点，比如从报道单单一个村子的土地议题，提升到报道广泛性的一整个土地议题。

台湾社运被“吃豆腐”

相比之下，台湾的“跨界情况”比起马来西亚与香港更为明显。孙穷理（右图）表示，台湾除了媒体与社运跨界外，就连社运与政界也出现跨界，其中一个例子即是台湾民进党。

“政治运动把社运带动起来，同时一定程度地在背后推动社运力量。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运动通过选举的方式，吸纳了社运的力量，过后在政治运动上取得成就，而社运则被抛下。”

他说，由于政治吸纳社运力量，台湾社运已经多次被民进党“吃豆腐”。

社运媒体需具三特质

不过，孙穷理强调，台湾的社区媒体有必要继续以独立媒体的方式生存，特别是《苦劳网》应该坚持小额募款，而不是接受政府的拨款，以维持媒体的独立性。

他说，社运媒体有必要维持3大性质，即独立性、跨界性与超越性。

“独立性是指它的观点来自社运，但不属于任何一个社运团体与社运领域，既支援社运，也批判社运。”

“跨界性是指它跨越所有社会运动的领域，也不设定其范畴，看到不同的受压迫者，也让它们彼此看到。”

“超越性是指它可以越过特定社运领域的群众、议题与思维方式的限制，提出整全性的观点，开拓社运现实条件下所不能触及的战线。”

陈亚才担忧重蹈覆辙

孙穷理对于社运与政治力量的讨论，立即引起台下马来西亚参与者的回响。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左图）即对照台湾民进党与大马民联的情况，指两者似乎有相似之处。

他举例，民联雪州政府虽然曾承诺，要马上解决前朝国阵州政府遗留的万挠高压电缆问题，不过随着执政日子日久，态度似乎已经转变。

“民联与台湾当年的民进党一样，社会运动与在野党关系非常密切。马来西亚会否有一天也面对这个问题，即民联执政后，社会运动被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