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政治论述中的公民政治与少数民族论
为马来西亚寻求改变、希望看到改朝换代的进步力量，特别是民主行动党的同志，要一直警惕自我，不要陷入“华裔是少数民族论”的保守论述当中而不自知。
当前我们面对最新的两个挑战是，第一，川普出任美国总统后，激化全球身份认同之间的强烈冲突，各方都很容易陷入强调族群或者宗教的身份认同政治，很容易形成“少数民族”对抗“多数民族”的论述陷阱。
殊不知，民主行动党的政治，乃至马来西亚华文政治论述过去四十年，其实就是在突破“华人在朝有人好办事”、“华人大团结给力马华”、“华人是少数民族要集体对抗多数民族”的论述。回到根本，就是打破“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少数民族”的论述。同时，马来西亚政治也进入要协助马来人打破“巫统代表马来人、伊斯兰党代表穆斯林”的认同，走进公民价值与政策辩论的进步政治话语当中。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强大，马来西亚有些华裔政党和人士提出“中国强大就是马来西亚华裔好”的说法，我们在欢迎中国强大的当儿，也要进一步重申和阐述马来西亚华裔不是需要中国庇护的华侨，而是独立国家的公民。
马来西亚政治论述史上，有一道可谓最深刻的分野在于，保守政治认为这个国家是由各个族群组成、各自利益不同互斥、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博弈；进步政治认为这个国家以公民个体组成社稷，公民有族群身份认同但不是政治动员的唯一身份认同，公民也是纳税人、公民也是男性／女性、公民也可以是青年、公民也可以是雇主／工人。
这一道保守政治与进步政治的分野，不只是政党之间的分野，在政党内有时也是政治论述的分野。政党内有有保守派、有进步派。有些时候，政党、政治工作者乃至选民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游走在两者之间。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一党独大制的国家，从英国殖民独立60年来皆由巫统主导，执政者操作族群符号，日常生活也往往以族群身份来组成（从身份证到就业到社区），保守政治论述是主流，进步的公民政治论述往往滞后。
回顾1969年513事件以后的四十余年三段标杆性的时期的华文政治论述，就可以看到保守与进步论述之间的拉扯和张力：
（一）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华人集资自救、华人大团结”
独立至1969年之前，马华公会靠大商家支持，上层领导以英语精英为主，下层以新村和乡区教师为基层领袖（与巫统的结构相似），城市工人则过半支持以劳工党为主的反对党（1969年大选劳工党杯葛大选，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崛起成为新的在野党势力）。
1969年513事件以后，巫统从各族族群精英相对分享权力转向巫统主导，通过新经济政策强力重组经济结构。华裔小商人和基层社会在焦虑中，李三春和他后来招揽的陈群川在马华公会通过号召华裔小商小市民集资自救、华人大团结，成立马化控股对抗巫统政府在新经济政策底下设立的各个大型投资臂膀。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华裔基层把毕生积蓄交给马华公会的政治精英，去抗衡政府靠石油税金打底的企业王国，而马华公会又是执政党之一，是可笑滑稽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并不可笑，陈群川等被捧为“民族救星”的马华领袖，在1986年的合作社风暴中，导致超过50万名华裔存款者失去积蓄的悲剧。
保守政治少数民族论的“华人大团结、华人自救”说法，让华裔基层选民上了昂贵一课，也是马华公会在1986年和1990年大选大败的重要原因。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国阵的胜利与马华公会无关，是首相马哈迪和阿都拉的国策使然。
马华公会在1986年以后，再也无法大幅动员华裔基层选民，需依附巫统和巫统提供的巫裔选票生存。换个角度说，这昂贵的一课以后，华裔选民的政治意识有了大幅的提升。（林武聪编《宁我是灯：许光道文集》［燧人氏：2011年］把那个年代批判得最深刻，鼓励比我年轻的朋友找来看看）。
（二）1980年代中至2005年——从“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到“两线制”
董总已故主席林晃昇先生的格局与视野，云云华团领袖当中无一可以相比。1982年董教总推动“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通过许子根、郭洙镇、王添庆和江真诚参与民政党，期望可以改变全国政局；到1986年大选前，率领十五华团与各族政党包括伊斯兰党对话，提出“两线制”的说法，奠定华文论述中的公民进步政治基础。
1999年大选前黄进发的“人民是老板论”和以他为主要起草人的《华团诉求》是与两线制论述一脉相承的——从华裔的身份认同出发，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和影响全国政治。黄进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华裔要抗拒“甲必丹政治”的诱惑。
林晃昇先生与他的支持者在1980年代的论述与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至1990年大选奋斗的正面结果，是1990年10月21日大选四个月后，马哈迪政府全面调整政治基调——提出“2020宏愿”与“马来西亚国族”的说辞。
1990年大选，由于巫统1987年的分裂，产生46精神党以及在野党的首次结盟，在选举中一度出现马来选票大量流失的可能，最终国阵以东姑拉沙里戴的十字帽做文章，挽回支持。马哈迪政府意识到，如果非马来人选票七成支持在野党，马来选票也流失，国阵失去政权的可能性大有可能。
从1991年2月提出马来西亚国族至2005年7月巫统大会希山慕丁“亮剑”的14年间，族群之间的舆论冲突极少，马哈迪当时的“敌人”是美国、英国、澳洲、新加坡和犹太人，不是国内华裔。
因为马哈迪族群政策的转向以及199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1995年大选民主行动党从1990年的高峰跌下，从20个国席剩下9个国席。
1997年7月发生亚洲经济风暴，延伸到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的政治风暴，中间有1998年5月印尼“烈火莫熄”变天、强人苏哈多倒台。马来西亚华裔对苏哈多倒台的记忆，是倒台前一周5月13日和14日的暴动中“排华”事件。而在经济风暴中，马哈迪拒绝国际货币组织的政策，让被高利率影响的华裔小商喘一口气。
到了1999年大选，国阵马华公会的论述是“华裔少数民族”要避免印尼暴乱（背后的潜台词是513事件），马华妇女组的菜篮政治就是叫华裔妇女大选期间多储存粮食避免骚乱。
1999年的马来海啸当中，有55%的马来选民投反对票，但是因为华裔选民在经济危机与恐惧中接受马华公会的“少数民族”论述，错过了马来西亚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可能。
（三）2005年迄今的悖论
2004年大选可说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族群动员最少的大选。阿都拉首相新上任，竞选的主轴是反贪、告别马哈迪时代、国家中兴改革；而选后阿都拉对媒体相对开放，也造就了各语文报章、电视不以族群动员，而是以公共政策和议题作为主轴。
我在2005年从澳洲回到马来西亚，有幸参与Astro及后来一共四个电视台的华语清谈节目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马来语电视台也邀请在野党，伊斯兰党开明派领袖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公共议题论述能力强而崛起。Astro当时谈得最多的议题是国会改革、警察改革和华小校长贪腐问题，这些都是与之前中文媒体以华基政党、华教、华团和华商为主的报道完全不同。
马华公会和国阵华基政党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角色的。马华公会自1990年代的浮罗交怡计划，到黄家定的终身学习计划，就是潘永强概括得最好——“逃离政治”、“不务正业”。
这也是blog部落客人人自己写自己的报纸的开始。
在这个公民政治抬头的年代，少数民族论是会被人嘲笑的。
也在这个时候，巫统保守派在2005年7月的大会不满阿都拉打贪和改革的主轴而反扑，重新提出在1991年后低调处理的新经济政策及马来人议程。希山慕丁“亮剑”是这个时刻的代表。因为巫统的向右转，华裔的族群论述也被鼓动。
2008年大选和2013年大选，华文论述当中，不管公民政治动员还是族群动员，都是一面倒向支持改朝换代。净选盟和绿色盛会吸引大量华裔参与就是例子。
505大选之后，尤其在2015年6月民联瓦解以后、2015年8月Bersih 4之后，有着微妙的变化。大部分的华裔选民还是接受公民政治动员，但是，有些参与者在怀疑改朝换代是否还有可能？在纳吉与伊斯兰党结盟以后，公民动员是否还有突围的空间？也有人在问，民主行动党应该坚守公民动员、动员包括马来人，还是“留守”华人少数民族的这个论述空间。
我们处在的时代，有些困顿，但也有机遇。此刻我们，尤其在民主行动党的同志，需要看到，若要避免像1999年马来海啸风起时，华裔选民退缩到少数民族论的保守空间当中，进步力量就得更努力推动公民动员，确保公民动员不只动员华裔选民，也在公共政策与议题上，与马来选民的新一波政治海啸接轨。
马来西亚在等待华裔、印裔、巫裔和任何族群的大部分选民，都能看到马来西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未来，不在族群论述中，而在公民动员。
刘镇东，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暨居銮区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