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个国家的公立高等教育招生体系，都反映着该国在精英主义、公平价值、入学机会和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整体哲学。总体而言，这些体系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集中式招生”，学生透过单一机制同时申请所有大学；二是“分散式招生”，学生须自行应对多个不同渠道或机构的申请流程。

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属于“集中式招生”，所有本地申请者都须透过UPU（Unit Pusat Universiti，大学中心单位）这个单一门户提交申请志愿，并由同一个UPU机制统一分配公立大学学额，这与中国透过全国统一系统依高考成绩分发录取的方式，同属“集中式招生”。但这两者存在重要差异，中国以全国高考作为几乎唯一的入学依据，标准高度统一，而马来西亚则允许多种大学预科资格：包括STPM（学制约18个月）、Matrikulasi（大学预科班，学制1至2年）以及ASASI（大学基础课程，学制1年）并行。申请者持不同预科资格，但经由同一个UPU系统提出申请，系统再依各别资格进行评审与录取。

理论上，多元渠道应让学生量力而行、量才而估；但在我国，这套系统长期和种族及土著优惠政策捆绑，衍生诸多争议。此报告简要探讨教育不公和直接招生现象，以呈现公立大学生对录取制度的看法，并提出政策建议。

公立大学生怎么看？

1971年以前，我国公立大学录取纯粹依据高等教育证书（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成绩。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土著55：非土著 45”的大学教育固打制，并陆续设立UPU统一招生处（1972年）、公立大学基础课程（1976年）、大学预科班（1998年）等管道，以扶助土著升学。

固打制虽在2003年改为绩效制，但预科班和基础课程内容较浅、几乎专属土著参与，和STPM严谨的学术水平形成“苹果与橙”的不公平比较，此乃学界的长期共识。由于近年公立大学财政日益吃紧，多所大学自 2017年起相继开设高收费的直接招生通道，被批评为变相“侧门”，进一步引发教育资源分配的争议。

在UPU系统里，存在大学入学三轨制的体制，预科班、基础课程和STPM 三种课程的CGPA被直接比较，以筛选学生入读大学本科课程。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三者的可比性，声称该制度是公平的，但大学教师普遍意识到，预科班和基础课程是简化后的教学纲要，难以让学生具备足够的学力应付大学课程。而STPM 具备严谨的、和A 水平相等的较高学术水平。

让问题加剧复杂的是，预科班设有“90%土著：10%非土著”的政策，导致入读的非土著几乎全是SPM全A（特优）高材生，而土著只需数科特优即可入学，进一步拉大公立大学内族群间的学术鸿沟。另外，非土著毕业生普遍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局（JPA）奖学金，该局的数据至今仍不公开，民间和各大社媒留言区普遍相信存在偏袒土著的做法。

除了前述的三轨制，后来又加入直接招生这个通道，形成四轨的局面。此外，越来越多土著通过文凭课程（Diploma）入学，导致UPU长期纠缠于种族不满的争议。遗憾的是，UPU系统操作一直都是不透明的，公众无从知晓各渠道的录取情况。

为了解公立大学学生对“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观感，本研究访问了全国12个州的59名公立大学学生（占93%）与近五年内的毕业生（占7%），包含华巫印三大族群和东马土著。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调查样本量小，统计代表性有限，因此不足以代表全国公立大学生群体的整体意见。以下呈现的仅是初步观察和趋势线索，用意在于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具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提供方向、假设和参照基础。

另外，由于东马土著和印裔受访者分别只有3和4位，故此分析主要聚焦比较“华印裔非土著”和“马来裔土著”的反馈和看法。在升学途径方面，华印裔受访者绝大多数透过 STPM升学，马来裔则分布在文凭课程、大学预科班和大学基础课程之间。其中华印裔和马来裔受访者的入学成绩属于高分段者（CGPA3.75或以上），其百分比分别是25%和8.3%。来自B40家庭的华印裔和马来裔受访者，分别为59.4%和58.3%。

此调查设计了四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1）直接招生之公平性；（2）升学途径的保留；（3）入学系统透明度；和（4）社会融合。其余问题也包含针对“学术绩效差异”和“经济可及性”相关议题，以及要求受访者提供改善政策的开放式问题。

主题一：受访者普遍认同直接招生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中低收入家庭学生透过正规渠道升学的机会，是本调查中跨族群共识度最高的议题之一（65.5%）。不过，两个群体关注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马来裔更多从保障土著教育权益角度出发，华印裔学生则更强调能力至上和配额公平。

主题二：在“预科班、STPM与基础课程应继续作为保障土著教育机会的主要渠道”这一问题上，马来裔学生的支持度（79.2%）明显高于华印裔学生（56.2%），是族群间意见分歧最大的议题。此议题和族群身份绑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预科班九成学额保留给土著学生，基础课程也以土著生为主。

主题三：“招生过程公开透明、没有偏见”是受访者认同度最低的一项，只有45.8%受访者表示认同。华印裔学生的怀疑态度尤其明显（40.6%），马来裔则是50.0%。不少受访者反映，STPM考生经常被拿来和预科班背景的申请者比较，但校方始终未清楚说明评分与取舍的标准。

主题四：多数受访者对“直接招生渠道的学术水平较差”这类标签持谨慎、中立的态度（马来裔 58.3%，华印裔43.8%）；但在被问及不同入学渠道的学生是否倾向“自成一群”、缺乏交流时，有相当比例受访者给予肯定，尤其马来裔的同意率有41.7%。

除此之外，在“高昂的直接招生学费，使富裕学生具优势”的问题上，华印裔学生同意率（71.9%）显着高于马来人（58.3%）。这可能是因为华印裔多通过STPM 申请，也大多来自B40群体，对经济障碍更敏感。

在开放式回答的问题中，有关“如果能改变公立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件事，你会做什么？”时，华印裔受访者普遍呼吁统一 STPM、预科班与基础课程之间的评分标准。马来裔受访者更多是提出应纳入课外活动、家庭背景等更全面的评估方式。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希望录取制度能更全面、更透明。

多渠道招生制度的省思

我国公立大学的“三轨招生制”长期影响学生对公平性的认知和学力程度。此调查中有60.0%受访者注意到，来自不同入学渠道的同学，在大学小组作业等场合存有学业表现落差的情况。

学界普遍认为招生程序对大学学业成就具有较高关联度和预测性，能有效区分高潜力和可能辍学的学生，因此应避免学术水平过低者影响大学整体质量。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学的科技与经济团队和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分别在2021 年和2018年提出的报告都显示，集中式入学考试是较有效的预测指标。尽管设立不同路径的初衷是扩大受教育机会，但经历更严谨的标准化考试的学生，其表现往往优于来自衔接课程或内部课程的学生。

无论如何，耶鲁大学Cowles Foundation在2024 年的研究报告指出，集中式“精英”的选拔体系虽提升效能，却可能使缺乏备考资源的农村或低收入家庭学生处于不利地位。这是集中式招生制度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两难问题。从本次调查中族群分歧的现象来看，我国任何招生制度的改革，恐怕都无法和族群政策脱钩讨论。

在直接招生方面，有67.8%受访者认为“高昂学费让富裕学生占优势”，也有52%马来裔受访者表示，自己虽符合直接招生录取门槛，却因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负担相关费用。这项原意用来填补大学财政缺口的机制，可能无意间排除了原欲保护的贫困马来学生，反在族群内部制造阶级鸿沟。

关于招生透明度，受访者对公立大学选拔过程是否“透明且无偏见”的认同度，是所有议题中最低的（45.8%）；这反映出申请者对招生“黑箱作业”的不信任度相当普遍。若缺乏公开、以证据为基础的招生机制，大学学历的公信力恐怕也将受到质疑。华印裔受访者有较高的“不赞成”比率（28.1%），对比马来裔是8.3%，也可能反映他们的切身经历：STPM申请者被拿来和预科班背景竞争者比较，而 UPU却没有说明如何评估不同学术背景，或者公开不同渠道申请者的成绩比较。

在社会融合方面，尽管多数受访者对相关负面标签持谨慎的中立态度，但相当比例受访者（尤其马来裔）还是观察到，不同入学渠道学生之间存在自我区隔的现象。这与部分国际研究，例如包括英国伦敦大都会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2013年的研究所提出的，“表面多元、实质隔离”现象相似。无论如何，其中的因果机制需要进一步更大规模的质性研究。

另外，受访者对“社会融合”问题持较高的中立性，可能源于他们避免对敏感问题做出明确判断，在表面上对多样性持政治正确态度，避免承认种族差异、刻意避开可能引起争端的种族语言，以维持一种“文明融合的假象”。

六项政策建议

建议一：建立“统一学术能力换算框架”。在政治现实上，完全废除预科班和公立大学基础课程，目前不具备条件；但让三种难易度不一的学历在同一标准下竞争，也有失公平。目前可考虑设立全国性核心能力测试（涵盖批判思维、语文写作、数理逻辑等），作为三种课程成绩之间的校准机制。也可考虑将各课程CGPA换算为可比较的“标准化入学分数”，形成“多元路径＋共同标尺”的混合模式。

建议二：从种族配额转向“经济需求指数”。保留预科班与基础课程作为保护性渠道，但录取标准转向社会经济条件，以家庭综合收入、城乡差距、父母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分族群优先照顾弱势申请者，借此减轻其他族群的受剥夺感。

建议三：推行“多维度录取评估”。降低单一考试成绩的权重，纳入面试、课外活动、领导力表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多元指标。让考试成绩较弱、但综合能力突出的学生（尤其是乡区与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更公平的竞争机会。

建议四：提高招生透明度。公开各入学渠道的平均录取分数、面试评分标准、各科系最低录取门槛、录取率，以及历年不同渠道学生入学后首年学业表现等数据。这是政府过去数十年一直回避、却是重建公众信任最直接且有效的做法。

建议五：改革直接招生制度。直接招生学费高昂且缺乏透明度，容易沦为“有钱人的后门”。建议逐步取消本地学生的直接招生名额，将此学额用于招收国际学生，同时公开收费标准、录取人数与背景构成，并设定不超过总录取名额一成的上限，避免挤压主要渠道名额。

建议六：建立校园社会融合机制。大一新生的宿舍安排、小组作业和迎新活动，强制混合不同入学渠道背景的学生，并设计有组织的互动、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高教部也可建立“校园融合指数”、设立跨文化对话必修课程，并追踪各校学生跨渠道互动频率与归属感。

结论

以上建议虽然是基于小规模探索性调查的初步观察所得，且受访者的背景组成、科系分布及招募方式，也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遍性，但整体而言，我国各族群公立大学生在追求公平、透明与升学机会方面，其实拥有相当一致的基本诉求；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理解这些诉求，以及应优先保留哪些制度安排 ，尤其体现在大学预科资格的标准化、透明选拔标准、全面评估体系与配额改革等具体议题上。

这些反馈背后，有着同一个基本立场：入学途径本身，不应从结构上预先决定学生能否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而表面上看似程序公平的 UPU招生制度，也在无形中延续着结构性的不平等。更严重的是，不同的入学“标签”，多年来已在校园内筑起一道道无形的族群隔阂高墙。传统的保护性政策和现代的学术精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张力，透过这次调查清晰浮现。而意在纾解大学财政压力的“直接招生”渠道，则让不少学生感受到公平性和凝聚力正在流失。

我国多通道招生体系固然提供了灵活性与广泛的入学机会，但不同渠道的生源构成并非中立开放、学术标准也缺乏统一时，结构性不平等风险便会出现。要推动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恐怕必须同时正视族群关系的张力、入学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数据透明度这三大核心课题。而“STPM学术水平高于其他两者”的观察和论述，虽有待严谨的专业学术比较来验证，但改革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种族政治因素的干扰，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教育招生体系当下所面临的十字路口。